艾尔文的思维撞击与行空悖论

谈以“平民偶像”阿甘——论美国人的个人价值观

莫纶。 — Fri, 19 Feb 2010 19:35:48 +0800

内容提要：二十世纪初，尽管存在着在哲学意向、哲学目标与风格、哲学论题与方法之间的一致性，在石里克、维特根斯坦与胡塞尔之间仍然发生过一场争论、甚至可以说是直接的冲突：问题主要涉及对本质直观的理解。它首先通过石里克和胡塞尔之间的相互批评而表露出来，此后又在石里克与维特根斯坦的谈话中得到继续。本文首先是对此冲突的一个回顾，但本文的基本意图并不仅仅在于对这个至此为止一直被忽略的历史事实的发掘和再现——这只构成本文第一节的主题，而主要在于对争论问题的重申与分析：什么是观念存在？什么是对它的观念直观？——这是本文第二、三节的讨论内容。尽管在第三节的结尾处已经给出了一个对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各自立场的小结，第四节仍然保持总结的形式，但眼光有所放开，一直扩展到对两种时代精神的观察上：观念主义的和语言主义的。

关键词：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石里克本质直观观念存在逻辑－经验现象学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 Century, although consistencies in regard to philosophical intention, aim, style, thesis and method, it has happened a controversy, indeed a conflict, between Schlick, Wittgenstein on the one side, and Husserl on the other side. The problem refers mostl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Wesensschau (ideation). It first emerges from the mutual criticism between Schlick and Husserl, hereafter is continued in Schlick’s and Wittgenstein’s conversation. This text is firstly a review of this conflict, however, its basic intention lies not in to disinter and represent this always being neglected historical fact, which only constitutes the subject of the first section, but mainly in to reiterate and analyze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ideal being is possible Whether the ideation of it is possible This constitutes the contents of discussion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section. Although a brief account of Husserl’s and Wittgenstein’s standpoints has already been given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section, the fourth section still maintains the form of summarizing, but the visual angle is expanded as far as possible to observe the both kinds of the Zeitgeist: the idealism and the lingualism.

KEYWORDS: E. Husserl, L. Wittgenstein, M. Schlick, ideation, ideal being, logical-empirical, phenomenology

一、引论

时值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与现象学都还算是新兴的哲学思潮。固然，比较而言，在两个哲学派别的代表人物中胡塞尔的年龄较长，因此已有几部重要著作问世并引起巨大效应：撇开1910年在《逻各斯》发表的长文“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不论，《逻辑研究》在1900和1901年初次发表之后，在1913和1921年已经出版了加工修改后的第二版；《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也在1913年问世。而在逻辑实证主义方面，石里克于1918年已经出版了《普通认识论》，并于1925年再版；卡尔纳普则在1928年出版了《世界的逻辑构造》。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中，两个学派的理论交锋虽然不能说是无法避免，却也很难被看作偶发事件了。

从总体上看，在这两个流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识。首先可以想到的是：这两个流派的精神领袖都与维也纳的哲学传统有不解之缘，他们都抱有传承莱布尼茨之遗愿的意向，都在尝试建立一种普全的数理模式，无论是以“超越论逻辑”或“普遍自身认识”的名义，还是在“普遍句法”的口号下。在此意义上，两个学派都承担起了将哲学建设为一门科学的责任。虽然胡塞尔对当时的实证主义思潮始终持有警觉，认为它由于其经验主义的归宿最终是“怀疑的消极主义(Negativismus)”而非真正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us，即“积极主义”）[①]，但现象学对经验和描述的尊重却可以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找到共鸣，胡塞尔甚至可以说：“如果‘实证主义’相当于有关一切科学均绝对无成见地基于‘实证的东西’，即基于可被原本地加以把握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②]因此卡尔纳普完全有理由说，“我们的分析与胡塞尔作为目标提出来的‘体验的数理模式’（《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哈雷，1913年，第141页）和迈农的对象理论亦有共同点。”[③]

此外还有一个明见的基本事实：维也纳学派的两个代表人物石里克和卡尔纳普都在很大程度上拒绝逻辑实证主义的标签，而宁可采纳逻辑经验主义的称号。[④]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无须把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马赫等人的老实证主义的批判当作现象学与新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之间冲突的前奏来加以讨论。

而在现象学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方面，估计胡塞尔会愿意在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一段话下签下自己的名字：“我们不可提出任何一种理论。我们的思考中不可有任何假设的东西。必须丢开一切解释而只用描述来取代之。”[⑤]特别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在1929年前后对“现象学”一词产生浓厚兴趣，并且在其笔记和谈话中不断地使用它。[⑥]因此，在维特根斯坦与现象学的合作与对话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维特根斯坦在与石里克的谈话中曾对他自己的“现象学”定义说：“在现象学中所涉及的始终是可能性，即是说，涉及意义，而非涉及真假。”[⑦]仅就这个论断而言，他的现象学理解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理解几乎没有原则差异。

然而，在两个学派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仍然是不言自明的，即便这种分歧是在同一个哲学意向、相近的哲学目标与风格、类似的哲学论题与方法下发生的。我们当然无法指望用一篇短文来将这些分歧论述清楚。这里的文字只想着眼于这些分歧中的一个，而且是一个直接的分歧、甚至可以说是直接的冲突：对本质直观的理解。它通过石里克和胡塞尔之间的相互批评而表露出来，此后又在石里克与维特根斯坦的谈话中得到继续。

对此冲突进行回顾的意图并不仅仅在于对一个至此为止一直被忽略的历史事实的发掘和再现——这只构成本文第一节的主题，而主要在于对争论问题的重申与分析：观念存在是否可能？对它的本质直观是否可能？——这是本文第二、三节的讨论内容。尽管在第三节的结尾处已经给出了一个对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各自立场的小结，第四节仍然保持总结的形式，但眼光有所放开，一直扩展到对两种时代精神的观察上：观念主义的和语言主义的。

二、石里克、维特根斯坦与胡塞尔之间的冲突

在这场历史上实际发生的冲突中，石里克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在1918年发表的《普通认识论》中首先挑起一个针对胡塞尔的争端，主要是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和《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所提出的：

在这里［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中］声言有一种特殊的直观存在，据说它不是心理实在的行为；如果有人无法找到这样一种并不包含在心理学领域中的‘体验’，那么他便会被告知，他没有理解这门学说的意义，他没有深入到正确的经验观点和思维观点之中，因为据说这需要付出‘专门的和艰苦的研究’[⑧]”

从语气上看，石里克的批评带有一些寻衅的味道。因此胡塞尔的反击也显得异常强烈。在《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于1921年再版时，他逐字逐句地引用了石里克的话，并且在其中加了重点号。几乎是以一种愤怒的[⑨]口吻，胡塞尔写道：

莫里茨·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表明，某些作者作起拒斥性的批评来是多么舒适随意，他们的阅读有怎样的仔细认真，他们会果敢地将什么样的荒谬归属于我和现象学……。熟悉现象学的人一眼便可以看出，我绝不可能说过在上面这段加了重点号、由石里克强加于我的出色声言；同样可以看出，他对现象学意义的所做的其他论述同样是不真实的。

客观地说，除了最后一句批评还有待后面的讨论以外，胡塞尔的这个反驳基本上是合理的，尽管他并没有进一步展开这里的论述。因为在他的所有论述中，本质直观或观念直观都被看作是一种心理活动，它本身就是包含在心理领域中的体验。

接下来胡塞尔还对石里克的讥讽性批评做了回应。由于石里克的批评本身没有实际内涵，因此胡塞尔的回应也没有涉及实际性的问题。[⑩]

在几年之后，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的第二版中删除了他的这个批评。但他仍然在一个脚注中说明：“不要以为我被胡塞尔在他的《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前言中对我提出的过于尖锐的意见吓住了，从而不敢对现象学的方法做出足够清楚的标示。”他告诉读者：之所以将第一版中对现象学方法的批评予以删除，乃是因为胡塞尔指责石里克对“观念直观”的理解有误，即以为观念直观不是一个实在的心理过程。因此，他解释说：“由于我觉得，在完成对现象学的‘观看’来说必要的对所有现实之物的‘加括号’或‘排除’之后，剩余下来的不是任何实在的意识过程，而仅仅是一个抽象，因此而产生出一个误解，而对这个误解的澄清完全不会涉及到在这些文字中所提出的针对现象学的论据。”[11]

石里克这段文字的含义初看起来有些含糊，但仔细读来，里面表达的意思不外乎两层：其一，他承认第一版中对胡塞尔的那段批评是个误解，因此在第二版中删去；其二，他坚持认为，对现象学的其他批评仍然是有效的。此外，如今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看出他的误解产生的基本原因：他把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提出的本质直观方法和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观念》第一卷中提出的先验还原方法混杂在一起讨论，显然是一种不太严格的做法。

当然，在第二版中仍然有许多对胡塞尔的批评被保留下来。[12]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逻辑研究》而发的，并且尤其是针对其中的本质直观方法以及相应的明见性原则。但批评也同时指向意向性的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内感知理论。这两个理论都是在当时受到广泛注意和讨论的学说，最初为布伦塔诺、施通普夫、胡塞尔等人所提出和展开。我们将在后面第二节中考察石里克的批评。

在此之后不久，在逻辑实证主义与现象学之间还发生过第二次交锋。与前一次不同，第二次的交锋在当时并未公开，而是在维也纳学派内部进行的。具体地说，在F. 魏斯曼记录的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的谈话中，可以发现1929年在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之间进行的一次对话。魏斯曼将这个对话附以“反胡塞尔”(Anti-Husserl)的标题。

在这段对话中，首先是石里克提出与胡塞尔相关的问题。石里克似乎还在为他在《普通认识论》中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争论感到困惑，并因此征求维特根斯坦的意见，由此而引出维特根斯坦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一段批判性论述：

石里克：应当怎样来反驳一个认为现象学的陈述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哲学家？

维特根斯坦：如果我说：“我没有胃痛”，那么这句话假设了胃病状态的可能性。我目前的状态和胃痛状态可以说是处在同一个逻辑空间中。（正如我说：“我没有钱”。这一陈述已经预设了我确实有钱的可能性。它指示着钱－空间的零点。）否定命题预设了肯定命题，反之亦然。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陈述：“一个对象在同一时刻不会既是红色的又是绿色的。”我用这个陈述只是想说：我至今为止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对象吗？显然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能(kann)看到这样一个对象”，“红和绿不能(knnen)在同一个场所”。在这里我就要问：“能(kann)”这个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能”这个词显然是一个语法（逻辑）概念，而不是一个实事(sachlicher)概念。

现在假设“一个对象不能既是红色的又是绿色的”这个陈述是一个综合判断，而且“不能”这两个字意味着逻辑不可能性。由于一个命题是对它的否定的否定，因此，必定也存在着“一个对象能够既是红色的和绿色的”这样一个命题。而这个命题同样会是综合的。作为一个综合命题，它具有意义，而这就意味着：被它所表现的事态能够存在。因此，如果“不能够”意味着逻辑不可能性对于胡塞尔来说，在这里只剩下一条出路——宣称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对此我的回答将是：语词是可以发明的；但我在其中却无法思考到任何东西。[13]

仅就这个对话文本来看，可以认为维特根斯坦对胡塞尔的思想相当了解，至少是对《逻辑研究》十分熟悉。他的指责应当是直接针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三研究中（A 235/B1 239）所提出的观点而发。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两节中对此展开讨论。[14]

三、本质直观：方法论的差异

在以上被历史地再现出来的争论中，方法问题看起来构成了这些争论的重点与核心。从方法的分歧出发，争论还会进而更深入涉及实事领域，如对意向性的不同看法；退而更宽泛地涉及不同的哲学立场和时代精神，如观念主义的出发点，还是语言主义的出发点。

就胡塞尔这方面而言，由于他涉及的范围较广，既包含意识分析的层面，也包含语言分析的层面，因此，或许用“现象学分析”的标题来涵盖这两者是比较合适的。而在他的对立一面，把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放在一个标识下则较为困难。困难主要是就维特根斯坦而言：既不能把他称作逻辑实证主义者，也难以把他称作分析哲学家或语言哲学家。但勿庸置疑的是，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两个对立面的基本思想风格称作“分析的”，因此他们之间极有可能产生出实质性的对话。

两派之间的真正分歧在笔者看来主要是立场上的分歧，或者说，是出发点的分歧。这个分歧甚至在各自哲学的称号中已经表露出来：在逻辑经验主义的称号中已经包含着一个认识二元论的设定：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者们虽然各自还有不同的见解，但一般会认可这样一个论断：“从根本上来说存在着两类断言，一类是必然的，其有效无关于经验，一类是事实性断言，是综合的命题，其有效或被否定仅仅依据于经验。”这种二元论并不像以往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二元论那样把逻辑数学与经验事实截然分割开来，而是对它们加以某种结合：逻辑本身被允许结合到经验之中。因而石里克把这种“逻辑同实在和经验的关系”的见解明确地称之为“哲学中迈出的最重大的一步”。[15]

而在现象学这方面，对现象的执拗的坚持初始时会给人以偏好经验的印象，但当人们看到胡塞尔和早期海德格尔始终只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经验”一词，同时却赋予“直观”以其方法上的至高地位时，他们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区别就逐渐显露出来。现象以各种方式显现给我们，但最原初地是以直观的方式显现给我们。而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在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舍勒等人看来，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现象学家看来：这种直观既可以是感性经验的直观，也可以是观念本质的直观。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可以在方法上仅仅诉诸于直观，并把它看作“一切原则之原则”或“第一原则”[16]，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最终的对于人的认识来说是最后的根据，或者说，“最终的教益”[17]。

这个差异初看起来非常明显。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中以很大的篇幅来批判地分析这种直观，并将它归入到不是认识的那一类东西中（Was Erkenntnis nicht ist)。无论是柏格森的还是胡塞尔，或者布伦塔诺，都被石里克予以坚决的回绝。他认为他的观点与直观哲学处在最尖锐的对立之中；直观哲学的最大错误在于混淆了知晓(Kennen)与认识(Erkennen),而这可能对哲学带来最严重的后果。“直观只是体验，而认识却完全不同，是更多的东西，直观的认识是一个语词矛盾(contradictio in adiecto)。”[18]

石里克的学生洪谦曾仔细研究过他的老师对直观理论的看法，他认为：“从石里克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所有科学理论中表现出来的不是‘纯直观’或任何神秘的要素，而是理性知识与经验知识的结合：因为在这样一种理论系统中构成其要素的命题只有通过数学的或逻辑的推演才能彼此联系起来，而任何的‘直观的’经验的客观有效性只能通过感观知觉在经验上加以检验。”[19]

因此，对直观问题的不同看法，构成现象学与逻辑经验主义之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歧，也是前面所说的出发点分歧之一。而在这个分歧中的最突出的分歧更是在于：是否存在“普遍表象”，即对种类客体或观念存在的表象，例如对一、三角形、红的表象。这类观念对象对于石里克来说是不存在的，它们只具有纯粹术语的含义。对象既然是虚构的，也就无法谈论对它们的真正直观或表象，它们只会将人们引向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当前如此被赞誉和使用的‘现象学方法’……越是被严格地运用，它就越是将人们引向虚无飘渺的地方，却无法提供任何现实的知识。”[20]

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早在胡塞尔的第一部著作《算术哲学》中，他就已经提出了“观念化的抽象”的问题。可以说，对观念存在的信念，甚至要早于现象学运动本身。[21]而在现象学运动的突破性著作《逻辑研究》中，他更是明确地指出：“作为思维统一性的逻辑概念必定起源于直观；它们必定是在某些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观念直观的抽象而产生并在新的抽象中不断得到其同一性的新的验证。换一种说法：我们在对逻辑学所提出的规律的意义，对‘概念’、‘判断’、‘真理’等等及其各种划分做初步反思时，我们决不会仅仅满足于‘单纯的语词’，即：‘对语词单纯的象征性理解’。”[22]这意味着，意识不仅具有在经验层面上构造感性对象的功能，而且也具有在观念层面上构造观念对象的功能。观念对象对感性对象在现象学的意识分析中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

胡塞尔这个基本观点原则上有别于柏拉图的观念论，因此他不会接受石里克的指责，即重又落入到“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中的指责，而是反过来回击说，“他〔石里克〕对现象学意义的所做的其他论述同样是不真实的”[23]。

这个反驳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成立的，因为胡塞尔在第一版中已经试图将自己的学说与“两种错误解释”划清界限：“第一种错误解释在于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对一般之物做实在设定，在于设想处于思维之外的一个实在的种类存在”，这意味着柏拉图实在论的错误；而“第二种错误解释在于以心理学的方式对一般之物做实在设定，在于设想处在思维之中的一个实在的种类存在”。胡塞尔将它视为新老唯名论的共同错误。这两个错误虽然相互对立，但却拥有一个共同的设定：“如果种类不是实在之物，并且也不是思维中的东西，那么它们就什么也不是。”

从总体上看，胡塞尔的批评主要针对唯名论，因为他相信，在他那个时代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实在论，即对一般对象或观念的形而上学实在设定，而是来自唯名论，即对一般对象或观念的心理学实在设定：“我们可以将那种柏拉图化的实在论看作是早已完结了的东西置而不论。相反，那些似乎趋向于心理学化的实在论的思想动机在今天显然还有效用。”[24]胡塞尔在整个第二逻辑研究中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已经对石里克的指责作了预先的回应。

在《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反驳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即实证主义把实证的概念局限于经验的实证上：“‘实证主义者’有时混淆各种直观间的基本区别，有时虽然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却由于为其成见所束缚，从而只愿承认它们之中的某一类直观是正当的，甚或唯一存在的。”[25]

我们在这里无须再去重现胡塞尔的全部论证。这将意味着对胡塞尔大部分思想的再构。这里只需要强调：如果胡塞尔在直观问题上、尤其是观念直观的问题上让步，他也就完全可以放弃他的所有哲学立场，也就是说，放弃他作为哲学家生存的权利。因此，在逻辑经验主义和现象学之间的这个分歧是不可调和的。

四、立场的分歧：观念主义还是语言主义

对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试图在实在论和唯名论之间寻找一个中间点的做法，维特根斯坦在与石里克的对话中进行了批驳。如前所述，石里克是以一个“应当怎样来反驳一个认为现象学的陈述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哲学家？”的问题来开始这次“反胡塞尔”的谈话的。可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或错问题，因为胡塞尔从来没有认为现象学的陈述是先天综合判断。他虽然赞成康德的相关命题，认为它并未成为“古典”而仍然具有现时的有效性，但他也从未声言现象学的陈述是先天综合判断。

准确地说，胡塞尔更多地认为：他的现象学分析揭示了意识的先天综合能力，从而印证了康德的统觉理论。听见一个声音或看见一个东西，这在石里克看来还不是认识，而只是知晓。而在胡塞尔这里，它们已经表明自己是最基本的认识活动，是意识的统摄能力的结果，这个能力最基本地表现为将杂乱的感觉材料处理加工成一个时空中的对象的立义(Auffassung)能力或统摄(Apperzeption)能力，亦即意识的构造能力：“一个感性的材料只能在一定的形式中得到理解，并且只能根据一定的形式而得到联结，这些形式的可能变化服从于纯粹的规律”[26]。

当然，退一步说，现象学是否会承认自己的陈述是先天综合判断，这个问题虽然并非不重要，但无论是对于我们这里的讨论，还是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来说，都不是决定性的。因此我们在此不做深究。

维特根斯坦在回答时所关心的问题更多在于：胡塞尔是否指出了一种在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之间的第三种可能性。维特根斯坦用“一个对象在同一时刻不会既是红色的又是绿色的”这个例子表明：根本就没有什么先天综合判断。

　　很难查证维特根斯坦是否的确仔细研读过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尤其是其中的第三研究[27]。但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所举的例子和所做的评论，看起来完全就是针对《逻辑研究》中的胡塞尔而发的。

我们可以从胡塞尔的相关论述出发来展开这个例子：在第三研究的第12节中，他专门讨论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分析命题以及相关的分析规律（必然性）只含有形式概念，综合命题以及相关的综合规律（必然性）则含有实事概念。胡塞尔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具有分析规律和分析必然性的概念，那么当然也就可以得出‘先天综合规律’的概念和‘综合先天必然性’的概念。每个以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不允许对这些概念进行表达）包含着含有实事概念纯粹的规律都是一个先天的综合规律。这些规律的殊相化就是综合的必然性：其中当然也包含经验的殊相化，如：‘这个红不同于那个绿’。”[28]

需要注意，胡塞尔在这里没有提到“能”(knnen)这个概念。他所举的红和绿的例子是一个先天综合的命题。相当于给“A不是B”的形式命题赋予了实事的内涵。但维特根斯坦从中推出了一个助动词“能”的概念，并用它来否定先天综合判断的必然性。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个“能”究竟意味着什么。维特根斯坦认为“能”是一个逻辑概念，而不是一个实事概念。因此，当“红”和“绿”代表着实事概念，而“能”又代表着形式概念时，我们便遭遇一个先天综合的判断。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分析，这个判断最终会导致一个类似悖论的结论。

我们这里再来看一遍维特根斯坦的论证：“现在假设‘一个对象不能既是红色的又是绿色的’这个陈述是一个综合判断，而且‘不能’这两个字意味着逻辑不可能性。由于一个命题是对它的否定的否定，因此，必定也存在着‘一个对象能够既是红色的和绿色的’这样一个命题。而这个命题同样会是综合的。作为一个综合命题，它具有意义，而这就意味着：被它所表现的事态能够存在。因此，如果‘不能够’意味着逻辑不可能性。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够还是可能的。”[29]

在这个论证中，维特根斯坦使用了两个前提：其一，“能”是一个逻辑概念、形式概念，因此它不包含任何实事的内涵。其二，“一个命题是对它的否定的否定”，或者说，“否定命题（反题）预设了肯定命题（正题）”。因此，只要反题成立，正题也就成立；只要“不能”成立，“能”也就成立。将这个可能性再移入到这个综合命题中，就会出现“一个对象能够既是红色的又是绿色的”这一个结论。

　　实际上这两个前提在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中都受到过讨论，尤其是在对穆勒的心理主义观点的批判中。但胡塞尔的结论恰恰相反：就第一个“能”(knnen)的概念而言，他认为：“只要‘能够’(knnen)这个词是在与‘思维’这个精确的术语的联系中出现，它指的就不是主观的必然性，即不能进行另一种表象的主观无能力(Unfhigkeit)，而是不能有另一种存在的客观－观念的必然性。后者按其本质在绝然的(apodiktische)明见性意识中成为被给予性。”[30]换言之，在“A不能既是A又是非A”的命题中，A与非A的不相容性并不是主观的不能够，而是客观的不相容。这个客观，是指观念的客观，观念客观的不相容性，决定了经验的不可能性。换言之，排中律所涉及的不是在一个意识中相互矛盾的表象的实在不相容性（或如穆勒所说：两个相互矛盾的信仰行为的不能共存），而是它们的观念不相容性。因而胡塞尔说：“在种类上已被明察为不相容的东西，在经验的个别情况中就不可能一致，因而不可能相容。”[31]这里可以看出，对观点对象和观念存在的认定是一个关键之处，维特根斯坦的论证没有接受胡塞尔的这个前提，而是从另一个路径出发，因此并没有对胡塞尔构成实质性的反驳。

另一个对反题的论述与此相似，也在《逻辑研究》研究中出现过。实际上弗雷格也怀疑过这种否定必定以肯定为前提的语法规则。而胡塞尔在这里所说的几乎是对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回应：“与可能性相连接的是不可能性，作为一个具有同等权利的观念，它不能仅仅被定义为对可能性的否定，而是必须通过一个特有的现象学事实来加以实现。无论如何，这是不可能性概念能够得到使用的前提，尤其是它在一个公理中……能够出现的前提。关于不可能性与不相容性之说法的等值性向我们指明，这个现象学事实可以到争执(Widerstreit)的区域中去寻找。”[32]显然，这里的关键在于，维特根斯坦是从语言规则的角度出发来谈论否定，胡塞尔则始终回溯到现象学的直观事实层面上，把问题引向观念对象和本质直观的领域。在他看来，否定的概念仍然需要在直观的领域中获得其明见性，而不是通过某种形式的推论。

从这里的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维特根斯坦对先天综合判断不可能性的论证与胡塞尔对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的论证，实际上是在各自的前提下进行的。维特根斯坦最后对胡塞尔的批评，最终是立足于一个出发点的分歧，立足于各自理论立场的分歧，因此最终也是一个外在的批评：“对于胡塞尔来说，在这里只剩下一条出路——宣称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对此我的回答将是：语词是可以发明的；但我在其中却无法思考到任何东西。”[33]

而胡塞尔这方面却可以回答，这第三种可能性的的确确存在着：“如果我明察到，４是一个偶数，而这个被陈述的谓语的确与４这个观念对象相符合，那么这个对象也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臆想、一个单纯的说法、一个实际上的虚无。”[34]他预先给出了对维特根斯坦的反驳，一个同样是外在的反驳：“如果我们将所有那些存在着的东西都合理地看作是存在的、看作是就像我们在思维中明见地把握为存在着的那样的存在，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去否认观念存在的特有权利。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门诠释术能够将这些观念对象从我们的言语和思维中消除出去。”[35]

这里的问题显而易见地在于：在胡塞尔直观到根本性的东西的地方，维特根斯坦只发现了生造的空乏语词。对胡塞尔而言最终的东西、亦即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在这里遭到否认。在这种情况下，胡塞尔将会无奈地说：“假如他不具有另一种感官，我们怎么能使他信服呢？”[36]

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诉诸使他的论点如今显得更富有吸引力。即便他认可话语中某种常项的存在，他也不把他看作本质或观念的表露，而是看作语法要素的显现。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如托马斯·泽伯姆所说，“作为语言分析或者作为对语言导论的解释而出现的哲学，在具有一个物质上可把握的‘躯体’的语言中预先给出了一个能够加以探讨的领域。它能够作为某种探究、而不是作为某种任意生造的概念体系之建构出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语言的偏好是19世纪实证主义激情的不自觉延续，“这种激情想把哲学从思辨的和形而上学的建构引开，转向实事本身。”[37]也许可以说，二十世纪的观念主义(Idealismus)和语言主义(Lingualismus)是从不同立场上对实证主义意向的展开？——我们在下一节再处理这个问题。

而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在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石里克之间最基本分歧在当时很有可能就回溯到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上：究竟逻辑是可以允许被结合到经验之中，还是本身就产生于直观之中。

当然，即便维特根斯坦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动摇，即便他在一定时期内或许会与胡塞尔同行一程，[38]他们之间仍然还有一个原则性的差异无法最终消除，它表明为对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纯粹逻辑－语法规律究竟只是人类理智的规律，还是每个理智一般的规律。

五、感想与结论　　

由石里克开启的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两种时代精神的冲突。可能争论的始作俑者尚未自觉到这一点，但在这场争论以后的展开过程中却越来越明显地得到表露。

就总体而言，维特根斯坦属于语言主义的代表人物，而胡塞尔则原则上还属于观念主义的维护者和倡导者。他们各自基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范式，两个无法调和的范式。所谓的“语言主义”，是借用了托马斯·泽伯姆对眼下的时代精神的一个定义：“既然人们以此为出发点：若一种理论立场想通过向观念(idea)的回溯来理解所有被给予我们的东西、并且除了观念的实存之外不想承认其他任何东西的有效性，这种理论立场便被称作观念主义(Idealismus)，那么，人们也就可以把那个以拉丁词lingua（语言）为出发点的二十世纪哲学称作语言主义(Lingualismus)。”[39]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奎因以及当代一大批重要的思想家，都属于语言主义的行列，他们共同完成了二十世纪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合唱，即所谓语言的转向或语言学的转向。他们使语言主义成为当今哲学的范式，使观念主义成为某种例外情况，成为背时的东西。

这个转向在迈克尔·达米特看来是从弗雷格开始的。但弗雷格本人却并不是一个语言主义者。[40]弗雷格与胡塞尔在非语言主义的立场上有共同点。可是无论是弗雷格的后继者（如维特根斯坦、奎因等），还是胡塞尔的后继者（如海德格尔、德里达[41]等），都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语言主义的路向。更严格地说：忠实于弗雷格的研究者，最终会把结论导向语言主义，而忠实于胡塞尔的研究者，最终会坚持观念主义的立场。[42]

泽伯姆曾明确表示，他在逻辑哲学的研究中宁可追随胡塞尔的非语言主义立场。这也是笔者始终认同的基本立场，并因此视他为同道。当然，泽伯姆采纳这个立场有其自己的理由或原因，主要是在于：他通过对逻辑哲学的研究，包括通过对奎因和海德格尔之间特殊对立的分析而得出结论：“语言主义在逻辑哲学的基本问题方面始终是‘模棱两可的’。”[43]

当然，反过来说，现象学的直观哲学立场也未见得就能提供胡塞尔所追求的那种完全充分的明见性和自身被给予性，否则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会比自然科学更有说服力。尤其是在现象学后期的发展中，对直观和领悟的过多诉诸的确已经导向某种程度的神秘性。但纵使如此，相对于语言主义的立场而言，它在逻辑哲学的根本问题的探讨上至今仍然不失为一个值得把握的可能出发点。[44]

事实上，本质直观并非现象学的专利，例如数学家和普通人也在运用它。一般说来，在对红的事物的感性感知和对红的观念的本质直观之间只需要有一个目光的转向。但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当然也包括胡塞尔，囿于各自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不准备接受对方的出发点，因此，两个阵营之间的对话也似乎从一开始便被注定了无所收益的命运。但是，或许对维特根斯坦作为心智哲学家的可能性的探讨，对弗雷格（可能还有布伦塔诺）作为沟通两个流派的思想家之可能性的探讨，最终可以为解决某些实事性的问题提供一些帮助。M. 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起源》的序言中曾表达过一个希望：“本书是由因为分析哲学的实践者撰写的。尽管我一直关注的是说明这两个学派的创建者在二十世纪初相互有多么密切，当时在他们发生分歧的地方，我也只能站在分析派一边进行论证。如果有一本书涵盖同样的范围，又是从现象学的观点撰写的，它就会是一本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同样有分量的著作。我希望有人会写这样一本书。”[45]

这更是笔者作为现象学实践者的一个衷心期望！因为弗雷格和胡塞尔的确应当被看作是两条思想河流的发端（达米特将他们比作多瑙河与莱茵河的源头），对其起源、流向和归宿的分析很可能会——如达米特所言[46]——导致对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思想进化的最重要的和最令人困惑的特征的揭示，并且有助于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学派对自己历史和对方历史的理解。

主要参考文献：

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两卷本，1900/1901年第一版，1913/1921年第二版，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1999年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哈雷，1913年，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莫里茨·石里克：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 Naturwissenschaftliche Monographien und Lehrbücher, I. Band, Berlin: 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 1918, 21928

鲁道夫·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柏林，1928年，陈启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维克多·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新实证主义的起源》，李步楼、陈维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 Gesprche, aufgezeichnet von Friedrich Wais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84

——《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迈克尔·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Th. Seebohm, Perspektiven des Lingualismus: Heidegger und Quine“, in: Albert Raffelt (Hrsg.) Martin Heidegger weiterdenken, München/Zürich: Verlag Schnell & Steiner 1990

徐英瑾：“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载于：《复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页78－86

——“维特根斯坦面向‘现象学’的哲学转型——从《逻辑哲学论》到《略论逻辑形式》”，载于：《哲学门》，总第十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14－146

——“维特根斯坦：大打字稿”，载于：《中国学术》，刘东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辑，页310－324

H. Spiegelberg, The Puzzles of Wittgenstein’s Phnomenologie (1929-)“, in: H. Spiegelberg, The Context of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81, pp. 202-228

中译文：李云飞译，载于：《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张志林、程志敏选编，郝亿春、李云飞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09－130

罗撒丽娅·艾姬蒂：“维特根斯坦对于经验的现象学再现”，徐英瑾译，载于：《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页48－56

[①]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10年，页68；进一步参阅该书页8。

[②]此外还可以参阅：E.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nomenlogie und phnomen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s Buch: 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nomenologie,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50, als Hua III/1, 1976；中译本：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79（以下简称为：《观念》I）。

[③]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陈启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年，页7。

[④]参阅：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新实证主义的起源》，李步楼、陈维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页29。

[⑤]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9节；转引自：陈嘉映：“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2005年中山大学讲演稿。

[⑥]对此问题可以参阅：H. Spiegelberg, The Puzzles of Wittgenstein’s Phnomenologie (1929-)“, in: H. Spiegelberg, The Context of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81, pp. 202-228，中译文：李云飞译，载于：《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张志林、程志敏选编，郝亿春、李云飞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09－130；R. 艾姬蒂：“维特根斯坦对于经验的现象学再现”，徐英瑾译，载于：《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页48－56，以及徐英瑾的三篇文章：“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载于：《复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页78－86；“维特根斯坦面向‘现象学’的哲学转型——从《逻辑哲学论》到《略论逻辑形式》”，载于：《哲学门》，总第十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14－146；“维特根斯坦：大打字稿”，载于：《中国学术》，刘东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辑，页310－324，尤其是其中的第三节，页319－324。

[⑦]《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页63。

[⑧]M. Schlick, 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 Naturwissenschaftliche Monographien und Lehrbücher, I. Band, Berlin: 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 1918. 石里克的最后一句引文可以参阅：Husserl, Ideen I, 页5。

[⑨]或者也可以用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的第二版中回应的说法：用一种“过于尖锐”(überscharf)的口吻。（参阅：M. Schlick, 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Berlin: 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 21925, S. 127, Anm. 3）

[⑩]这个回应的全文是：

固然，我曾一再要求付出“艰苦的研究”。但这并不有别于例如数学家对任何一个想参与对数学事物的谈论、甚至敢于对数学科学的价值提出批评的人所提的要求。无论如何，对一门学说不付出为把握其意义所必需的研究，却已经对它进行批评，这就违背了文献之认真性的永恒规律。要想深入到现象学之中，必须付出辛劳；凭借自然科学或心理学的学识以及任何历史哲学的学识是无法免除这种辛劳的，它们只能减轻这种辛劳。但是，每一个承受这种辛劳并且起而达到那种罕为人所施行的无成见性的人，都会获得对这个科学基地之存有的无疑确然性，同样也获得为此基地所要求的方法之特权的无疑确然性，正是这种方法，在这里与在其他科学中一样，才使得概念上确定的工作问题有可能具有共性，才使得我们有可能对真与假做出确然的决断。我必须再次强调，M. 石里克的案例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偏离，而是他的整个批评都建立在一些歪曲意义的偷梁换柱做法之基础上。（以上参阅：《逻辑研究》II/1，B2 VI-VII）

[11]M. Schlick, 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 a.a.O., S. 128.

[12]石里克还在其他场合批评胡塞尔的现象学，这里对此不再展开。施皮格伯格曾说，在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中，“石里克极度反对胡塞尔，在其好几本著作中批评现象学，而且实际上把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摆在了相互敌对的位置上。”而这与另一位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卡尔纳普的态度正好相反。（参阅：施皮格伯格：“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同上，页121）

[13]L. Wittgenstein, 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 Gesprche, aufgezeichnet von Friedrich Wais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84, S. 66. 在此后的另一次谈话（1930年1月2日）中，石里克再次提及胡塞尔的先天综合判断。当维特根斯坦没有回答与胡塞尔相关的问题部分。（参阅：a.a.O., S. 78-79）

[14]施皮格伯格认为，从这里还不能确定维特根斯坦对胡塞尔的否定是根据他自己对胡塞尔的直接认识，还是借助于石里克在提问中的描述。他认为维特根斯坦对于他自己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关系看来似乎是态度暧昧。施皮格伯格自己估测，维特根斯坦对胡塞尔的了解是间接地通过对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的阅读。但他提供的J.N.芬德莱(J.N.Findlay)的资料，却可以说明维特根斯坦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直接接触：“芬德莱教授在一次谈话中告诉我，当他在1939年向维特根斯坦提及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时，令其感到有些惊讶的是，维特根斯坦还是对该著的旧版感兴趣。（参阅：施皮格伯格：“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同上，页121－122，页116注2）

[15]参阅：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同上，页28－29。

[16]Husserl, Ideen I, Hua III (Den Haag 31976) § 24。

[17]胡塞尔：《逻辑研究》II/2, A 140/B1 141。

[18]M. Schlick, 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 a.a.O., S. 11, S. 74-86.

[19]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页49。——在洪谦遗赠的藏书：石里克：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Berlin: 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 21925（现藏于北大图书馆）中，可以看到他非常关注石里克的现象学批判、包括石里克对直观学说的批判，他在书中的许多段落下面做了重点记号。笔者所引《普遍认识论》第二版，正是出于该赠书的复印件。

[20]M. Schlick, 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 a.a.O., S. 23.

[21]胡塞尔自己在《逻辑研究》中回顾说：

随这个命题〔客观－观念必然性命题〕一起得到突出的是，明见性的思想从本体论上转变为纯粹本质规律性的思想，这对进一步研究的内容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我的“关于1894年德国逻辑学著述的报告”（《系统哲学文库》，第三卷，第225页，注释1）中，我已经十分明确地进行了这一转变。（《逻辑研究》II/1, A 235/B1 240，注）

[22]胡塞尔：《逻辑研究》II/1，A 7/B1 5。

此外还可以参阅他的一个具体论述，它表明直观行为在许多情况下先于符号行为发生，并为后者奠基：

符号行为与符号意向对于我们来说是同义的语词。因此，现在应当思考一个问题：一些行为通常只是在意指的功能之中为我们所发现，那么这些行为或本质同类的行为难道就不能在这种功能之外、在摆脱所有表达的情况下出现吗？

某些无语词认识的情况已经表明，对此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这些无语词认识的情况完全具有动词认识的特征，而与此同时，语词在其意义－符号内容方面还根本未被现时化。例如，在语词还没有立即出现或根本不出现的情况下，我们将一个对象认识为古代罗马的路标，将它的沟纹认识为风蚀了的碑文；我们将一个工具认识为螺旋钻，但我们根本想不起这个语词；如此等等。从发生上说，通过当下的直观而在心境上引起一个朝向这个意指性表达的联想；但这个表达的单纯含义组元已经被现时化，它们如今在相反的方向上回射到引发性的直观之中并且是带着已充实的意向特征流渡到直观之中。这些无语词认识的情况因而无非就是含义意向的充实，只是这里的含义意向在现象学上已经摆脱了其他从属于它们的符号内容。对通常的科学思考之联系的反思也提供了这样一类例子。在这里可以注意到，向前涌进着的思想序列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并不束缚在那些从属于它们的语词上，而是通过直观图像的流动或通过它们本己的联想交结而被引发。（《逻辑研究》II/2，A 532/B2 60）

[23]《逻辑研究》II/1，B2 VI。

[24]胡塞尔《逻辑研究》II/1，A 121-122/B1 122-123。

[25]胡塞尔：《观念》I，页79。

[26]胡塞尔：《逻辑研究》II/2，A 668/B2 196。

[27]胡塞尔称这项研究“是充分理解以后各项研究的一个根本前提”（《逻辑研究》I, B XV）。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还在二十年代，胡塞尔便把阅读第三研究推荐为对他著作之研究的“最佳出发点”。参阅W. R. Boyce Gibson, From Husserl to Heidegger. Excerpts from a 1928 Freiburg Diary by W. R. Boyce Gibson“, ed. by H. Spiegelberg: The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2 (1971), S. 78. 转引自：U. Panzer, Einleitung der Herausgeberin“ in Logischen Untersuchungen II/1, a.a.O., S. XLI.

[28]胡塞尔：《逻辑研究》II/1，A 248/B1 256。

[29]Wittgenstein, 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 a.a.O., S. 66.

[30]胡塞尔：《逻辑研究》II/1, A 235/B1 240。

[31]胡塞尔：《逻辑研究》II/1, A 670/B1 198。

[32]胡塞尔：《逻辑研究》II/2，A 576/B2 104。

[33]Wittgenstein, 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 a.a.O., S. 66.

[34]胡塞尔：《逻辑研究》II/2，A 576/B2 104。

[35]胡塞尔：《逻辑研究》II/1，A 125/B1 126-127。

[36]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页。——维特根斯坦也说过类似的话。正如胡塞尔的上述引文不是针对维特根斯坦的一样，下面的维特根斯坦语录也并非针对胡塞尔，而是针对卡尔纳普：“如果他没有把它嗅出来，那我帮不了他的忙，他完全没有鼻子。”（参阅：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同上，页178）

[37]Th. Seebohm, Perspektiven des Lingualismus: Heidegger und Quine“, in: Albert Raffelt (Hrsg.) Martin Heidegger weiterdenken, München/Zürich: Verlag Schnell & Steiner 1990, S 10-11.

[38]按照徐英瑾的研究，维特根斯坦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短暂的动摇：“在《略论逻辑形式》中维氏的确流露出了一种将‘现象描述’与‘逻辑形式刻划’相结合的强烈倾向，也就是说，逻辑形式没有被看成逻辑学家在书斋里炮制出来的游戏规则，而被视为活生生地显现于现象中的东西。”（徐英瑾：“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载于：《复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页81）若果如此，那么这里就隐含着一个在笔者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共有的现象学方案？——而在胡塞尔这方面，尽管他与维特根斯坦一样是、并且也一再自称是“永远的初学者”，却从未对观念存在以及相关的本质直观的可能性、对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产生过怀疑。

除此之外，维特根斯坦在他的“现象学时期”（1929年的前几个月）所思考的“视觉空间”问题，与胡塞尔1928年出版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讨论的“内空间意识”问题也极为相近。胡塞尔在那里说：“但这些并不是客观空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说，视觉领域的一个点离开这个桌角一米，或者，这个点是在这张桌子旁边，在这张桌子上面等等，那么这种说法根本毫无意义。同样，事物显现当然也不具有一个空间位置或任何一种空间关系：房子—显现不会处在房子旁边、房子上面，不会离房子一米远，如此等等。”(E. Husserl, Vorlesungen zur Ph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tseins, hrsg. Von M. Heidegger, Tübingen 1928, S. 4)

就笔者的初步印象来看，在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之间还有许多可以展开的研究角度。但目前的相关研究，极少是从胡塞尔思想背景出发做出的（对此可以参阅徐英瑾：“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问题的诠释史——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载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页41－48）。这将是一个非常值得发掘的问题域。

[39]Th. Seebohm, Perspektiven des Lingualismus: Heidegger und Quine“, a.a.O., S. 33.

[40]M. 达米特(M. Dummett)：《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页5。

[41]泽伯姆极其敏锐地指出一个事实：“即便解构主义也还是语言主义的，因为用语法取代逻各斯(logos)的做法，并未突破语言主义的框架” (Th. Seebohm, Perspektiven des Lingualismus: Heidegger und Quine“, a.a.O., S. 10)。

[42]这也意味着坚持康德的立场。对于这个立场，泽伯姆曾概括地说：“康德在语言中发现范畴形式，因为范畴形式就是知性的形式，后者最初在直观形式中通过想象力而被图式化并因此而对对象具有客观有效性。超出对对象的规定之上规定着语言的乃是知性范畴，而不是规定着知性和对象的语言及其范畴形式。”(Th. Seebohm, Perspektiven des Lingualismus: Heidegger und Quine“, a.a.O., S. .)

[43]Th. Seebohm, Perspektiven des Lingualismus: Heidegger und Quine“, a.a.O., S. 10.

[44]笔者曾在“现象学与逻辑学”（载于：《现代哲学》，2004年第4期，页87－96）一文中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

[45]M. 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同上，页5。

[46]M. 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同上，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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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文化：道可道，非常道

莫纶。 — Fri, 19 Feb 2010 19:34:53 +0800

“ 道”，最早由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随后，孔子在《周易·系辞传》里有句非常有名的话来诠释‘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由此成为中国古典哲学里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由‘道’而衍生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哲学概念，在文革中，‘形而上学’被引入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中，一句‘形而上学猖獗’，使许多理论工作者成为政治运动中的牺牲品。在八十年代的高中《唯物辨证法》、《政治经济学》两科课程中，对‘形而上’与‘形而下’这对哲学概念有相当的篇幅。
      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周易·系辞传》，都源出《周易》，《易》被列为中国文化的源头，这已经是勿庸置疑的基本观点。当代汉语‘理论’一词，尽管可以被理解为‘道’，但其哲学内涵却异常苍白，没有春秋笔法所包含的‘万一’，所以说，用‘理论’一词来论述古典哲学中‘道’这个概念，是无能为力的。无能为力的原因，主要是我们没有能力读懂《周易》。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这句话是春秋笔法，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我的解读是：孔子直截了当的承认，我孔子的学说来源于《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的解读是：“《易》里面的义理，是可以执行的，那是非同寻常的哲学道理。《易》里面涉及的名词，那是非同寻常的哲学名词。”孔子和老子的学问，都来源于《易》，孔子的儒学、老子的道学，各自表达了对《易》理的独特理解，一定意义上，《道德经》、《论语》、《诗经》、《周礼》、《尚书》都是《易》的另类表达形式。另类表达形式，就是老子、孔子各自导‘道’的成果。孔子一句“吾道一以贯之”，孔子的概括能力，明显高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非常道”用于用于哲学概念，所指的就是‘解《易》之道’； “非常道” 用于执政，指的是‘天下为公’之道；“非常道”用于读书，指的是解读‘春秋笔法之道’。以上三个“非常道”，最要紧的是解读‘春秋笔法之道’。《诗经·卷耳》是一首非常重要的文章，起首的一章说：“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这里有个重要概念‘周行’， ‘周’说的是《周易》，孔子说“吾从周”；‘行’的理解就非常复杂了，主要指两钟理解，读HANG音，理解为涵意；读XIN音，理解为人性、信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性、信仰’，合成则成为‘仁、信’， ‘仁’、‘信’是儒学的两个重要哲学概念，《论语》在谈‘仁’的概念时有‘里仁为美’，在谈‘信’的时候有‘民无信不立’，这些重要的观点，归于中国语言按发音来组建新词语的原理，这个原理，一是春秋笔法，一个就是易理。《诗经·鹊巢》说：“之子于归，百两御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这个‘两’，大的方面来将，说的就是‘春秋笔法’和‘易理’；就《易》理上说，说的是‘刚’与‘柔’、‘阴’与‘阳’、‘吉’与‘凶’、‘学’与‘习’、‘道’与‘德’等两两之易。
       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壮大、衰落的周而复始，无不被汉字、汉语所左右，具体来说，无不被依据《易》理造出的文字和读音所左右。只要用汉字，只要讲汉语，你都在用易理在说话，用易理造出的汉字表达你的主张。尽管《易》理读不懂，他已经化入了一个个汉字中；尽管春秋笔法失传，他已经化成了千百个成语、千万篇传世的华章。
      ‘春秋笔法’和《易》，就是中华文明独特的“非常道”：智慧在其中，传奇在其中，可以君子万年，可以经营四方。转贴于中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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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F. Kennedy［Inaugural Address ］—— delivered 20 January 1961

莫纶。 — Fri, 19 Feb 2010 17:12:10 +0800

John F. Kennedy

Inaugural Address

delivered 20 January 1961

Vice President Johnson, Mr. Speaker, Mr. Chief Justice, President Eisenhower, Vice President Nixon, President Truman, reverend clergy, fellow citizens:

We observe today not a victory of party, but a celebration of freedom -- symbolizing an end, as well as a beginning -- signifying renewal, as well as change. For I have sworn before you and Almighty God the same solemn oath our forebears prescribed nearly a century and three-quarters ago.

The world is very different now. For man holds in his mortal hands the power to abolish all forms of human poverty and all forms of human life. And yet the same revolutionary beliefs for which our forebears fought are still at issue around the globe -- the belief that the rights of man come not from the generosity of the state, but from the hand of God.

We dare not forget today that we are the heirs of that first revolution. Let the word go forth from this time and place, to friend and foe alike, that the torch has been passed to a new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 born in this century, tempered by war, disciplined by a hard and bitter peace, proud of our ancient heritage, and unwilling to witness or permit the slow undoing of those human rights to which this nation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and to which we are committed today at home and around the world.

Let every nation know, whether it wishes us well or ill, that we shall pay any price, bear any burden, meet any hardship, support any friend, oppose any foe, to assure the survival and the success of liberty.

This much we pledge -- and more.

To those old allies whos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origins we share, we pledge the loyalty of faithful friends. United there is little we cannot do in a host of cooperative ventures. Divided there is little we can do -- for we dare not meet a powerful challenge at odds and split asunder.

To those new states whom we welcome to the ranks of the free, we pledge our word that one form of colonial control shall not have passed away merely to be replaced by a far more iron tyranny. We shall not always expect to find them supporting our view. But we shall always hope to find them strongly supporting their own freedom -- and to remember that, in the past, those who foolishly sought power by riding the back of the tiger ended up inside.

To those people in the huts and villages of half the globe struggling to break the bonds of mass misery, we pledge our best efforts to help them help themselves, for whatever period is required -- not because the Communists may be doing it, not because we seek their votes, but because it is right. If a free society cannot help the many who are poor, it cannot save the few who are rich.

To our sister republics south of our border, we offer a special pledge: to convert our good words into good deeds, in a new alliance for progress, to assist free men and free governments in casting off the chains of poverty. But this peaceful revolution of hope cannot become the prey of hostile powers. Let all our neighbors know that we shall join with them to oppose aggression or subversion anywhere in the Americas. And let every other power know that this hemisphere intends to remain the master of its own house.

To that world assembly of sovereign states, the United Nations, our last best hope in an age where the instruments of war have far outpaced the instruments of peace, we renew our pledge of support -- to prevent it from becoming merely a forum for invective, to strengthen its shield of the new and the weak, and to enlarge the area in which its writ may run.

Finally, to those nations who would make themselves our adversary, we offer not a pledge but a request: that both sides begin anew the quest for peace, before the dark powers of destruction unleashed by science engulf all humanity in planned or accidental self-destruction.

We dare not tempt them with weakness. For only when our arms are sufficient beyond doubt can we be certain beyond doubt that they will never be employed.

But neither can two great and powerful groups of nations take comfort from our present course -- both sides overburdened by the cost of modern weapons, both rightly alarmed by the steady spread of the deadly atom, yet both racing to alter that uncertain balance of terror that stays the hand of mankind's final war.

So let us begin anew -- remembering on both sides that civility is not a sign of weakness, and sincerity is always subject to proof. 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 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

Let both sides explore what problems unite us instead of belaboring those problems which divide us.

Let both sides, for the first time, formulate serious and precise proposals for the inspection and control of arms, and bring the absolute power to destroy other nations under the absolute control of all nations.

Let both sides seek to invoke the wonders of science instead of its terrors. Together let us explore the stars, conquer the deserts, eradicate disease, tap the ocean depths, and encourage the arts and commerce.

Let both sides unite to heed, in all corners of the earth, the command of Isaiah -- to "undo the heavy burdens, and [to] let the oppressed go free."

And, if a beachhead of cooperation may push back the jungle of suspicion, let both sides join in creating a new endeavor -- not a new balance of power, but a new world of law -- where the strong are just, and the weak secure, and the peace preserved.

All this will not be finished in the first one hundred days. Nor will it be finished in the first one thousand days; nor in the life of this Administration; nor even perhaps in our lifetime on this planet. But let us begin.

In your hands, my fellow citizens, more than mine, will rest the final success or failure of our course. Since this country was founded, each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has been summoned to give testimony to its national loyalty. The graves of young Americans who answered the call to service surround the globe.

Now the trumpet summons us again -- not as a call to bear arms, though arms we need -- not as a call to battle, though embattled we are -- but a call to bear the burden of a long twilight struggle, year in and year out, "rejoicing in hope; patient in tribulation," a struggle against the common enemies of man: tyranny, poverty, disease, and war itself.

Can we forge against these enemies a grand and global alliance, North and South, East and West, that can assure a more fruitful life for all mankind? Will you join in that historic effort?

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world, only a few generations have been granted the role of defending freedom in its hour of maximum danger. I do not shrink from this responsibility -- I welcome it. I do not believe that any of us would exchange places with any other people or any other generation. The energy, the faith, the devotion which we bring to this endeavor will light our country and all who serve it. And the glow from that fire can truly light the world.

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My fellow citizens of the world, ask not what America will do for you, but what together we can do for the freedom of man.

Finally, whether you are citizens of America or citizens of the world, ask of us here the same high standards of strength and sacrifice which we ask of you. With a good conscience our only sure reward, with history the final judge of our deeds, let us go forth to lead the land we love, asking His blessing and His help, but knowing that here on earth God's work must truly be our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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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波那契数列

莫纶。 — Mon, 20 Jul 2009 21:27:50 +0800

“斐波那契数列”的发明者，是意大利数学家列昂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
，生于公元1170年，卒于1240年。籍贯大概是比萨）。他被人称作“比萨的列昂纳多”。
1202年，他撰写了《珠算原理》(Liber Abaci)一书。他是第一个研究了印度和阿拉伯数学
理论的欧洲人。他的父亲被比萨的一家商业团体聘任为外交领事，派驻地点相当于今日的
阿尔及利亚地区，列昂纳多因此得以在一个阿拉伯老师的指导下研究数学。他还曾在埃及
、叙利亚、希腊、西西里和普罗旺斯研究数学。

斐波那契数列指的是这样一个数列：1，1，2，3，5，8，13，21……
这个数列从第三项开始，每一项都等于前两项之和。它的通项公式为：(1/√5)*{[(1+√5
)/2]^n - [(1-√5)/2]^n}（又叫“比内公式”，是用无理数表示有理数的一个范例。）【
√5表示根号5】
很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完全是自然数的数列，通项公式居然是用无理数来表达的。

【该数列有很多奇妙的属性】

比如：随着数列项数的增加，前一项与后一项之比越逼近黄金分割0.6180339887……
还有一项性质，从第二项开始，每个奇数项的平方都比前后两项之积多1，每个偶数项的平
方都比前后两项之积少1。
如果你看到有这样一个题目：某人把一个8*8的方格切成四块，拼成一个5*13的长方形，故
作惊讶地问你：为什么64＝65？其实就是利用了斐波那契数列的这个性质：5、8、13正是
数列中相邻的三项，事实上前后两块的面积确实差1，只不过后面那个图中有一条细长的狭
缝，一般人不容易注意到。

如果任意挑两个数为起始，比如5、-2.4，然后两项两项地相加下去，形成5、-2.4、2.6、
0.2、2.8、3、5.8、8.8、14.6……等，你将发现随着数列的发展，前后两项之比也越来越
逼近黄金分割，且某一项的平方与前后两项之积的差值也交替相差某个值。

斐波那契数列的第n项同时也代表了集合{1,2,...,n}中所有不包含相邻正整数的子集个数
。

斐波那契数列（f(n)，f(0)=1，f(1)=1，f(2)=2，f(3)=3……）的其他性质：
1.f(0)+f(1)+f(2)+…+f(n)=f(n+2)-1
2.f(1)+f(3)+f(5)+…+f(2n-1)=f(2n)-1
3.f(0)+f(2)+f(4)+…+f(2n)=f(2n+1)-1
4.[f(0)]^2+[f(1)]^2+…+[f(n)]^2=f(n)·f(n+1)
5.f(0)-f(1)+f(2)-…+(-1)^n·f(n)=(-1)^n·[f(n+1)-f(n)]+1
6.f(m+n)=f(m-1)·f(n-1)+f(m)·f(n)
7.[f(n)]^2=(-1)^(n-1)+f(n-1)·f(n+1)
8.f(2n-1)=[f(n)]^2-[f(n-2)]^2
【与之相关的数学问题】

1.排列组合.
有一段楼梯有10级台阶,规定每一步只能跨一级或两级,要登上第10级台阶有几种不同的走
法?
这就是一个斐波那契数列：登上第一级台阶有一种登法；登上两级台阶，有两种登法；登
上三级台阶，有三种登法；登上四级台阶，有五种登法……
1，2，3，5，8，13……所以，登上十级，有89种
2.数列中相邻两项的前项比后项的极限.
就是问，当n趋于无穷大时，F(n)/F(n+1)的极限是多少？
这个可由它的通项公式直接得到，极限是(-1+√5)/2，这个就是所谓的黄金分割点，也是
代表大自然的和谐的一个数字。
3.求递推数列a(n)=1,a(n+1)=1+1/a(n).的通项公式.
由数学归纳法可以得到：a(n)=F(n+1)/F(n).将菲波那契数列的通项式代入，化简就得结果
。

【斐波那契数列别名】

斐波那契数列又因数学家列昂纳多·斐波那契以兔子繁殖为例子而引入，故又称为“兔子
数列”。
斐波那契数列

一般而言，兔子在出生两个月后，就有繁殖能力，一对兔子每个月能生出一对小兔子来。
如果所有兔都不死，那么一年以后可以繁殖多少对兔子？
我们不妨拿新出生的一对小兔子分析一下：
第一个月小兔子没有繁殖能力，所以还是一对;
两个月后，生下一对小兔民数共有两对;
三个月以后，老兔子又生下一对，因为小兔子还没有繁殖能力，所以一共是三对;
－－－－－－
依次类推可以列出下表：
经过月数：---0---1---2---3---4---5---6---7---8---9--10--11--12
兔子对数：---1---1---2---3---5---8--13--21--34--55--89-144-233
表中数字1，1，2，3，5，8－－－构成了一个数列。这个数列有关十分明显的特点，那是
：前面相邻两项之和，构成了后一项。
这个特点的证明：每月的大兔子数为上月的兔子数，每月的小兔子数为上月的大兔子数，
即上上月的兔子数，相加。
这个数列是意大利中世纪数学家斐波那契在＜算盘全书＞中提出的，这个级数的通项公式
，除了具有a(n+2)=an+a(n+1)/的性质外，还可以证明通项公式为：an=1/√[（1＋√5/2)
n-(1-√5/2) n](n=1,2,3.....）

【斐波那挈数列通项公式的推导】

斐波那契数列：1，1，2，3，5，8，13，21……

如果设F(n)为该数列的第n项(n∈N+)。那么这句话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F(1)=F(2)=1,F(n)=F(n-1)+F(n-2) (n≥3)

显然这是一个线性递推数列。

通项公式的推导方法一：利用特征方程

线性递推数列的特征方程为：
X^2=X+1
解得
X1=(1+√5)/2, X2=(1-√5)/2.

则F(n)=C1*X1^n + C2*X2^n
∵F(1)=F(2)=1
∴C1*X1 + C2*X2
C1*X1^2 + C2*X2^2
解得C1=1/√5，C2=-1/√5

∴F(n)=(1/√5)*{[(1+√5)/2]^n - [(1-√5)/2]^n}【√5表示根号5】

通项公式的推导方法二：普通方法

设常数r,s
使得F(n)-r*F(n-1)=s*[F(n-1)-r*F(n-2)]
则r+s=1, -rs=1

n≥3时，有
F(n)-r*F(n-1)=s*[F(n-1)-r*F(n-2)]
F(n-1)-r*F(n-2)=s*[F(n-2)-r*F(n-3)]
F(n-2)-r*F(n-3)=s*[F(n-3)-r*F(n-4)]
……
F(3)-r*F(2)=s*[F(2)-r*F(1)]

将以上n-2个式子相乘，得：
F(n)-r*F(n-1)=[s^(n-2)]*[F(2)-r*F(1)]
∵s=1-r，F(1)=F(2)=1
上式可化简得：
F(n)=s^(n-1)+r*F(n-1)

那么：
F(n)=s^(n-1)+r*F(n-1)
= s^(n-1) + r*s^(n-2) + r^2*F(n-2)
= s^(n-1) + r*s^(n-2) + r^2*s^(n-3) + r^3*F(n-3)
……
= s^(n-1) + r*s^(n-2) + r^2*s^(n-3) +……+ r^(n-2)*s + r^(n-1)*F(1)
= s^(n-1) + r*s^(n-2) + r^2*s^(n-3) +……+ r^(n-2)*s + r^(n-1)
（这是一个以s^(n-1)为首项、以r^(n-1)为末项、r/s为公差的等比数列的各项的和）
=[s^(n-1)-r^(n-1)*r/s]/(1-r/s)
=(s^n - r^n)/(s-r)

r+s=1, -rs=1的一解为 s=(1+√5)/2, r=(1-√5)/2
则F(n)=(1/√5)*{[(1+√5)/2]^n - [(1-√5)/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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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大爆炸前的宇宙：大爆炸是不是时间起点

莫纶。 — Sat, 21 Feb 2009 19:42:30 +0800

　　大爆炸真的是时间的起点吗？抑或宇宙在大爆炸之前就已经存在？如果在10年前提出这样的问题，那简直是对宇宙学大逆不道了；绝大多数宇宙学家会认为，思考大爆炸以前的时间，就像打听北极以北的地方在哪里一样。然而，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弦论的出现，大大改变了宇宙学家的视角，大爆炸前的宇宙已成了宇宙学的研究前沿。
　　探索大爆炸之前发生过什么的新思潮，其实只是数千年来的理性钟摆的最新一次摆动。几乎在每一种文明中，终极起源的问题都会让哲学家和神学家忙个没完没了。它所关怀的问题让人应接不暇，其中著名的一个出现在Paul Gaugin(高更)1897年的名画中：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这幅作品描绘了生老病死的轮回：每个人的起源、身份与宿命，而这份对个人的关怀，直接连系着宇宙的命运。人类可以寻根，追溯自身的血统，穿越世世代代，回到我们的动物祖先，再溯及生命的早期形式和初始生命，然后回到原生宇宙中合成的元素，再到更早期空间中的飘渺能量。我们的谱系树是否可以这样一直无休止地延伸下去呢？抑或它会终止于某处？宇宙是否也像人类一样，并非永恒的？
　　古希腊人曾就时间的起源有过激烈的争论。亚里斯多德主张"无"不能生"有"，而站在了时间"没有起点"的阵营。如果宇宙不能"无中生有"，那它过去必然是一直存在的。基于这些理论，时间必定是朝着过去和未来两端无限延伸。而基督教神学家则倾向于相反的观点。奥古斯丁坚决主张，神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而且创造了时空和整个世界。有人问道："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在做什么？"奥古斯丁答道："时间本身就是神创造的产物之一，所以根本就没有'之前'可言！"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导当代宇宙学家得出了几乎一样的结论。广义相对论认为，空间和时间是柔软可塑的实体。在大尺度上，空间本质上是动态的，会随时间而膨胀或收缩；它承载物质的方式，就像海浪承载浮物一样。1920年代，天文学家观测到遥远的星系正在彼此远离，从而证实宇宙正在膨胀。接着，物理学家Stephen Hawking(霍金)与Roger Penrose(彭若斯)在1960年代证明，时间不可能一直回溯下去。如果你把宇宙历史一直往回倒退，所有的星系终会挤到一个无穷小的点(称为即奇点)上，这与它们掉进黑洞的意思差不多。每个星系或其前身都被压缩到零尺寸，而密度、温度和时空曲率等物理量则变成无穷大。奇点就是宇宙万物的起点，超过这一界限，我们的宇宙谱系树就无法再往前延伸了。

宇宙是均匀的？

　　这个无法避免的奇点，给宇宙学家带来了令人不安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奇点与宇宙在大尺度上所展示的高度均匀性及各向同性似乎有矛盾。由于宇宙在大尺度上到处都相同，因此在相距遥远的区域之间，必以某种方式传递信息，以协调彼此的性质。然而，这与旧的宇宙学规范相抵触。
　　具体来说，不妨想一下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释放后，这137亿年来发生的事情：由于宇宙的膨胀，星系间距离增大了1000倍，而可观测宇宙的半径，则增大了10万倍之多(由于光速超过宇宙膨胀速度)。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在137亿年所看不到的。的确，在宇宙历史上，现在那些来自最遥远星系的光，还是第一次到达银河系。
　　尽管如此，银河系与那些遥远星系的性质，竟然基本上是一样的。这就好比你参加一个聚会，发现自己穿的衣服与十多位好友的一模一样。如果只有两人衣着相同，用巧合还可以解释得过去。可是如果十几个人衣着都相同，那八成是他们事先约好了。在宇宙学中，这个数字不是十几个，而是数万个--这是全天域微波背景中的天区数量，它们彼此独立，但统计上却完全等同。
　　一种可能性是，这些空间区域诞生伊始便被赋予了相同的性质，换言之，均匀性只不过是个巧合。然而，物理学家想出了两种更自然的途径来摆脱僵局：让早期宇宙要么比标准宇宙小得多，要么老得多。任一条件(或者两者一起)，都有可能实现各个空间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
　　当前最流行的是第一种途径。假设宇宙在早期历史中曾经历一次快速膨胀，称为暴胀。在暴胀之前，星系或其前身全都紧密地挤在一起，因此可以容易地协调它们的性质。在暴胀阶段，由于光速赶不上暴胀的速度，它们便彼此失去了联系。暴胀结束后，膨胀速度开始放慢，因此各星系间又逐渐恢复了联系。
　　物理学家将暴胀所迸出的能量，归因于大爆炸之后约10*-35秒一个新的量子场"暴胀子"中所储存的势能。势能与静质能和动能不同，它可以产生引力排斥效应。通常的物质引力会减慢宇宙膨胀，但暴胀子却会加速宇宙膨胀。暴胀理论于1981年问世，至今已经解释了众多的精确观测结果[参见本刊1984年第9期Alan H·Guth与Paul J·Steinhardt所著《爆胀宇宙》和2004年第4期的专题报道《打开宇宙的四把钥匙》]。不过，还有一系列潜在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首当其冲的是，暴胀场子究竟是什么？以及如此巨大的初始势能从何而来？
　　第二种途径较不为人所知，那就是避开奇点。如果时间不是始于大爆炸，如果在目前的膨胀开始之前，宇宙就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物质就有充裕的时间把自己的分布安排得比较平滑。因此研究人员已开始重新检视导出奇点的推导过程。
　　推导过程中假设相对论始终有效，看来是大有问题的。在接近一般认定的奇点时，量子效应必定越来越重要，甚至起到主导的作用。正统的相对论没有考虑到这类效应，因此，认定奇点不可避免，无疑是过份相信了相对论。要弄清真正发生的情况，物理学家必须把相对论纳入到量子引力理论中。这个任务让爱因斯坦以后的物理学家伤透脑筋，直到1980年代中期，进展还几乎等于零。

弦论的革命

　　如今，有两个好方案出现了。第一个叫"圈量子引力"，它完整保留了爱因斯坦理论的精髓，只是改变了欲符合量子力学条件的程序[参见本刊2004年第3期Lee Smolin所著《量子化时空》一文]。过去几年中，圈量子引力的研究者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获得了非常深刻的认识。然而，或许对传统理论的革命不够深入，因而无法解决引力量子化的根本问题。类似的问题在1934年也出现过，当时费米(Enrico Fermi)提出了他的弱核力有效理论，令粒子物理学家大伤脑筋。所有建立量子费米理论的努力，全都悲惨地一无所获。结果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新的枝巧，而是在1960年代后期，格拉肖(Sheldon L·Glashow)、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和萨拉姆(Abdus Salam)的电弱理论所带来的根本翻修。
　　第二个就是弦论，我认为比较有前途。弦论对爱因斯坦理论进行了真正的革命性改造，本文将着重讨论；尽管圈量子引力的支持者声称，他们也得出了许多相同的结论。
　　弦论萌生于1968年，那是我用于描述核子(质子和中子)及其作用力的模型。尽管在问世之初引起不小的轰动，这一模型最终还是失败了，让位给了量子色动力学。后者用更基本的夸克来描述核子，而弦论就被舍弃了。夸克被禁锢在质子或中子内，彼此就好似用橡皮弦把它们拴在一起。现在回顾起来，最初的弦论其实已经抓住了核子世界中弦的要素。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弦论又以结合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姿态，东山再起了。
　　弦论的核心概念，是基本粒子并非点状物，而是无限细的一维实体，也就是弦。在基本粒子庞大的家族中，每种粒子都有自己的特性，这反映在一根弦有多种可能的振动模式上。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理论，如何能够描述粒子及其作用力的复杂世界呢？答案可以在我们所说的"量子弦魔术"中找到。一旦把量子力学套用到振动的弦(与小提琴弦没两样，只不过其上的振动以光速传播)上面，崭新的性质便出现了。所有这些性质，对于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具有深刻的启示。
　　首先，量子弦的尺度有限。如果不考虑量子效应，一根小提琴弦可以一分为二，再一分为二，这样一直分割下去，直至最后变成一些无质量的点状粒子。但是分割到一定程度，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就会介入，防止最轻的弦被分割到10*-34米以下。这个不能再分割的长度量子，用ls表示，是弦论引入的一个全新的自然常数，与光速C和普朗克常数h并列。它在弦论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各种物理量设定了上下限，防止它们变成零或无穷大。
　　其次，就算没有质量的量子弦，也可以有角动量。在经典物理学中，角动量是绕轴旋转的物体所具有的一种性质。计算角动量的公式是速度、质量以及物体到转轴距离三者之乘积，因此无质量的物体不可能具有角动量。但在微观世界中，由于存在量子涨落，情况有所不同。一根微小的弦即使没有任何质量，也可以获得不超过2h的角动量。这一性质令物理学家喜出望外，因为它同所有已知的基本作用力载体(如传播电磁力的光子或者传播引子的引力子)的性质不谋而合。回顾历史，正是角动量让物理学家注意到弦论中含有量子引力。
　　第三，量子弦要求在通常的3维之外，还存在额外的空间维度。经典的小提琴弦，不管时空的性质如何，都可以振动，而量子弦就挑剔多了。要使描述量子弦振动的方程能够自洽，时空必须是高度弯曲的(这与观测结果相矛盾)，否则它就应该含有6个额外的空间维。
　　第四，物理常数(出现在物理方程中并决定自然界性质，例如牛顿常数与库仑常数)不再具有任意给定的固定值。它们在弦论中以场的形式出现，就如电磁场一样，可以动态地调整它们的数值。在不同的宇宙时期或者在相隔遥远的空间区域，这些场可能取不同的值；即使到了今天，这些常数可能还会有微小幅度的变化。只要观测到任何这类变化，可就是弦论的一大进展了[相关文章即将在本刊登载]。
　　这其中的所谓"膨胀子场"是整个弦论的关键，它决定了所有作用力的总强度。弦论学家对膨胀子特别感兴趣，因为它的量值可以重新解释为一个额外空间维的尺度，从而给出一个11维时空。

系紧松头

　　量子弦使物理学家最终认识到，自然界存在新的重要对称，称为"对偶性"(duality)，它改变了我们对尺度极小的微观世界的直觉。我曾提到一种对偶性：通常情况下弦越短便越轻，但如果我们想要把弦的长度缩短到基本长度ls以下，那么弦反而会重新变重。
　　另一种对称称为T对偶性，它指出，额外的维度都是等价的，而与其尺度无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对称，是因为弦的运动方式可以比点状粒子更复杂。试考虑一个圆柱状空间上的一根闭合弦(称为圈)，此空间的圆形横截面代表一个有限的额外维。除了振动之外，该弦还能整个地绕圆柱转动，或者缠绕于圆柱一圈或数圈，就象橡皮筋绕在纸筒上一样[见40页图文]。
　　这两种状态下，弦的能量消耗与圆柱尺度有关。卷绕的能量与圆柱的半径成正比。圆柱越大，弦就拉伸得越厉害，因此其卷绕所含的能量也就越多。但是，当整个弦绕圆柱运动时，其能量就与圆柱半径成反比了。圆柱越大，波长就越大(相当于频率越低)，因而能量就越小。如果用一个大圆柱取代小圆柱，那么两种运动状态就可以互换角色。先前由圆周产生的能量现在改由卷绕产生，而先前由卷绕产生的能量则通过圆周运动产生。外部观测者看到的只是能量的大小而不是其起源。对外部观测者而言，圆柱半径无论大小在物理学上都是等价的。
　　T对偶性通常用圆周状空间来描述(这种空间的一个维度即圆周是有限的)，但它的一个变种适用于通常的3维空间，这种空间的每一维都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在谈论无限空间的扩展时务必谨慎。无限空间总的大小是不会变化的；它永远都是无限大。但这种空间内所包容的诸如星系之类的天体却可以彼此相距越来越远，从这个意义上说，无限空间仍然能够膨胀。关键的变量不是整个空间的大小，而是它的尺度系数，即衡量星系间距离变化的数值，它表现为天文学家所观测到的星系红移。根据T对偶性，尺度系数较小的宇宙等价于尺度系数较大的宇宙。爱因斯坦的方程里不存在这类对称性；弦论实现了相对论和量子论的统一，此种对称性也就自然地脱颖而出，膨胀子则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多年来弦理论家曾认为T对偶性仅适用于闭弦而非开弦(开弦的端头是松开的，因此这种弦不能卷绕。)1995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joseph Polchinski意识到，如果在半径出现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的转换时，弦端点处的条件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T对偶性就适用于开弦。此前物理学家所假定的边界条件是弦的端点不受任何力的作用，因此可以自由地甩来甩去。而T对偶性则要求这些条件变成所谓Dirichlet边界条件，即端点处于固定状态。
　　任何给定的弦可以兼有两类边界条件。例如，电子所对应的弦其端点或许可以在10个空间维的3维中自由运动，但在其余7维中却是固定的。这3个维构成了一个名为Dirichlet膜(D-膜)的子空间。199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Petr Horava和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Edward Witten提出，我们的宇宙就位于这样一种膜上。电子和其他粒子只能在一部分维中运动，这就说明了我们为何无法领略空间的整个10维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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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钟变慢效应具有方向性的数学推导证明

莫纶。 — Sat, 21 Feb 2009 19:39:37 +0800

文摘：根据光速不变原理以及在垂直于运动方向上不产生洛仑兹收缩，本文提出了时钟变慢也即爱因斯坦延缓具有方向性，并利用光速不变原理和洛仑兹变换对爱因斯坦延缓具有方向性进行了证明；本文还提出了如果不同地点的两件事的性质是x₂=x₁，而y₂≠y₁或z2≠z1，同时t₂= t₁时，对于另一个惯性系，这不同地点的两件事同样可以是同时发生的。
关键词：时钟变慢；洛仑兹变换；光速不变原理。

　　根据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1月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同时也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电磁学>第六章可知，两个以速度V作沿x轴方向相对运动的三维坐标系K（x，y，z，t）和K‘（x’，y’，z‘，t’）之间的坐标变换，可根据洛仑兹空间坐标变换：
x‘=（x－vt）∕（1－v² ∕c²）1 /2，
y'=y，
z'=z；
以及洛仑兹时刻坐标变换：
t'=（t-v x∕c²）∕（1-v²∕c²）1∕2，
得出。
相应地，洛仑兹空间坐标坐标的逆变换为：
x=（ x'+vt'）∕（1－v²∕c²）1∕2，
y=y'，
z=z'；
以及洛仑兹时刻坐标的逆变换：
t=（t'+v x'∕c²）∕（1-v²∕c²）1∕2。
由于历史的原因，包括上述<电磁学>在内的绝大部分物理教科书都没有指出上述洛仑兹时刻坐标变换：t'=（t－v x ∕c²）∕（1-v²∕c²）1∕2，以及洛仑兹时刻坐标的逆变换：t=（t'+v x'∕c²）∕（1-v²∕c²）1∕2，实际上是为了使光速不变原理假设在x轴或x'轴方向上成立而推导出来的，对于K系和K'系之间在y轴或y'轴方向和z轴或z'轴方向上的时刻坐标变换，由于在推导公式的两端的相关参数被相互消除掉了，因此，上述时刻坐标变换：t'=（t-v x ∕c²）∕（1-v²∕c²）1∕2。以及时刻坐标的逆变换：t=（t'+v x' ∕c²）∕（1-v²∕c²）1∕2对于y轴或y'轴方向和z轴或z'轴方向上的时刻坐标变换是否成立，应该另外予以明确验证。
为了使光速不变原理假设成立，K系和K'系之间的坐标变换在x轴或x'轴方向上必须符合洛仑兹变换，运动物体的长度在x轴或x'轴方向上会发生洛仑兹收缩（参见物理教科书），请特别注意！由于K系和K'系之间在y轴或y'轴方向和z轴或z'轴方向上的空间坐标变换符合传统的伽利略空间坐标变换，即：
y'=y，
z'=z，
K系和K'系之间的坐标变换在y轴或y'轴方向和z轴或z'轴方向上符合伽利略空间坐标变换，为了使光速不变原理假设成立，在y轴或y'轴方向和z轴或z'轴方向上，就不能使用根据沿x轴或x'轴方向上通过推导得出的洛仑兹时刻坐标变换，也就是说：t'=（t-v x∕c²）∕（1-v²∕c²）1∕2或t=（t＇+v x＇∕c²）∕（1-v²∕c²）1∕2的变换关系在y轴或y'轴方向和z轴或z'轴方向上不能成立！换句话说，（t－v x∕c²）∕（1－v²∕c²）1∕2中的v以及（t'+v x' ∕c²）∕（1-v²∕c²）1∕2中的v产生的坐标点变化不能影响y轴或y'轴和z轴或z'轴。在y轴或y'轴方向上和z轴或z'轴方向上的时刻坐标变换只需采用传统的伽利略时刻坐标变换就可使光速不变原理假设成立，即：
t=t'。
为了使光速不变原理假设成立，K系和K'系之间的时刻坐标变换仅在x轴或x'轴方向上可采用洛仑兹时刻坐标变换，在y轴或y'轴方向和z轴或z'轴方向上则应采用伽利略时刻坐标变换，现证明分析如下。
根据洛仑兹时刻坐标变换：
x₂'－x₁'＝[（x₂-x₁）－ v（t₂ – t₁）] /（1-v²∕c²）1∕2 (1）
y₂’－y₁‘＝y₂－ y₁， (2)
z₂’－z₁‘=z₂－z₁， (3)
t₂‘－t₁’= [（t₂ – t₁）－（x₂－x₁）v ∕c²] /（1－v²∕c²）1 ∕2。 (4)
根据(4)式，当x₂=x₁，t₂ ≠ t₁时，可有：
t₂'－ t₁'＝（t₂ – t₁）/（1-v²∕c²）1∕2 （5）
当x₂≠x₁，t₂ = t₁时，则有：
t₂'－ t₁'＝ [－（x₂－x₁）v ∕c²] /（1－v² ∕c²）1 ∕2 （6）
根据上述(5)、 (6)两个公式：教科书中认为：同时性具有相对性，对于一个惯性系，不同地点的两件事（x₂≠x₁，t₂ = t₁时）是同时发生的，对于另一个惯性系，这两件事却不是同时发生的；在某一惯性系中（仅需在x轴上）为同一静止地点（坐标点）的两件事（当x₂=x₁，t₂ ≠ t₁时），其时间间隔在该惯性系中最短，在其它（事件为不同地的）惯性系中，它们的时间间隔都较长，这一相对论的运动学效应称为爱因斯坦延缓。
但上述结论显然是忽视了另外两个坐标轴对事件性质的影响，如果不同地点的两件事的性质是x₂=x₁，而y₂≠y₁或z₂≠z₁，同时t₂ = t₁时，根据（6）式，对于另一个惯性系，这不同地点的两件事同样可以是同时发生的，即：
t₂'－ t₁'＝ [－（x₂－x₁）v ∕c²] /（1－v² ∕c²）1 ∕2=0。（式中x₂－x₁=0）
如果给某一高速运动的惯性系中的时钟选择一个理想的方向运行，即使钟本身的计时运动零部件的运动方向垂直于惯性系的运动方向，只要钟本身的计时运动零部件的运动速度很低，则时钟所反映出来的时间间隔将不会受高速运动惯性系的高速运动的影响，换句话说，只要计时方法得当，时间也可以是非常均匀的、几乎不变的，所谓的爱因斯坦延缓只不过是在惯性系的高速运动方向上才有，在垂直于惯性系的运动方向上则需采用传统的伽利略时空坐标变换。
事实上，只要利用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原理假设，很容易对y轴或y'轴方向和z轴或z'轴方向上洛仑兹时刻坐标变换是否成立进行验证，只不过物理教科书上的相关章节都忽略了这一点。现分析验证如下：
设K和K'为两个不同的惯性参照系中的坐标系，它们的x轴重合，y轴和z轴彼此平行，K'系以恒定的速度v沿它们的公共的x轴运动，当两坐标系的原点O和O'重合的时刻安放在O'处的光源自原点O和O'发光，取t=t'=0。两个参照系内都备有若干个沿不同方向安装的相对于本参照系静止的尺和钟，以便各自测定同一事件发生的空间位置和时刻。每个参照系中所有的时钟都是预先校好的。根据K系和K'系之间的洛仑兹变换，假设在y轴或y'轴方向和z轴或z'轴方向上采用沿x轴或x'轴方向上通过推导得出的洛仑兹时刻坐标变换，也就是说：假设t'=（t－v x ∕c²）∕（1－v²∕c²）1∕2或t =（t‘+v x‘/c²）∕（1－v² ∕c²）1∕2的变换关系在y轴或y'轴方向和z轴或z'轴方向上能成立，则由于y'=y，z'=z，光波沿y轴或y'轴方向和z轴或z'轴方向上的运动速度将不符合光速不变原理假设，根据洛仑兹变换：
x₂'－x₁'=[（x₂－x₁）－ v（t₂ – t₁）]/（1－v²∕c²）1∕2 ，（1）
y₂'－y₁'=y₂－ y₁， (2)
z₂'－z₁'=z₂－z₁， (3)
t₂'－ t₁'= [（t₂ – t₁）－（x₂－x₁）v ∕c²] /（1－v² ∕c²）1∕2。 (4)
已知x₂－x₁=（t₂ – t₁）c，y₂－ y₁=（t₂ – t₁）c，z₂－z₁=（t₂ – t₁）c，
同时x₂'－x₁'=（t₂'－ t₁'）c，y₂'－y₁'=（t₂'－ t₁'）c，z₂'－z₁'=（t₂'－ t₁'）c，
则将(4)式带入上述各式可得：
x₂'－x₁'= [（t₂ – t₁）c －（x₂－x₁）v ∕c] /（1－v² ∕c²）1 ∕2 ，
y₂'－y₁'= [（t₂ – t₁）c －（x₂－x₁）v ∕c] /（1－v² ∕c²）1 ∕2 ，
z₂'－z₁'= [（t₂ – t₁）c －（x₂－x₁）v ∕c] /（1－v² ∕c²）1 ∕2 ，
因为：y₂'－y₁'=y₂－ y₁=（t₂ – t₁）c，z₂'－z₁'= z₂－z₁=（t₂ – t₁）c，
所以：y₂'－y₁'≠ [（t₂ – t₁）c －（x₂－x₁）v ∕c] /（1－v² ∕c²）1 ∕2 ，
z₂'－z₁'≠ [（t₂ – t₁）c －（x₂－x₁）v ∕c] /（1－v² ∕c²）1 ∕2，
因此，光波沿y轴或y'轴方向和z轴或z'轴方向上传播的时刻坐标变换与x轴方向不同，即不能使用t'=（t－v x ∕c²）∕（1－v² ∕c²）1 ∕2或 t =（t'+v x' ∕c²）∕（1－v² ∕c²）1 ∕2的变换关系确定光波沿y轴或y'轴方向和z轴或z'轴方向的位置。
本发明的可使运动的钟不受爱因斯坦延缓影响的计时方法可以用高速飞行的飞机先进行验证，在飞机上安装若干个高精度的时钟，每个时钟的安装方位都有所不同，先确定飞机的运动方向以及钟本身的计时运动零部件的运动方向；根据钟的运动零部件的运动方向，使其既有按垂直于飞机的运动方向固定的钟，也有按平行于飞机的运动方向固定的钟。所述的钟为原子石英钟或机械钟。通过观察每个时钟相对运行的快慢，即可得出正确的答案。
如果相对论中的时间变慢效应（爱应斯坦延缓）是一种与运动方向无关的、绝对的时间变慢，则在垂直于运动方向上，光速不变原理假设就不能成立。也就是说，要使光速不变原理假设成立，就必须承认相对论中的时间变慢效应（爱应斯坦延缓）是一种与运动方向有关的、相对的时间变慢。如果仅仅为了追求一种轰动效应，不顾事实地去迎合某些人的猎奇心理，而故意将时间变慢效应（爱应斯坦延缓）描述为一种与运动方向无关的、绝对的时间变慢效应，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编者按：作者关于时钟变慢具有方向性的推论，在飞机上的验证方法设想有其道理，但由于飞机的速度远较光速为小，用机械钟，即使用原子钟，实际操作恐怕难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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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哈佛演讲

莫纶。 — Sat, 18 Oct 2008 23:19:02 +0800

唐静

President Bok, former President Rudenstine, incoming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members of the faculty, parents, and especially, the graduates:

校长博克，前任校长鲁登斯坦，接任校长福斯特，校董事会的各位董事，校务监督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各位老师，各位家长，特别是，诸位毕业生：

I’ve been waiting more than 30 years to say this: "Dad, I always told you I’d come back and get my degree."

我一直等了三十多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爸，我老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I want to thank Harvard for this timely honor. I’ll be changing my job next year … and it will be nice to finally have a college degree on my resume.

感谢哈佛及时地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译者注：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大学学历，这真是不错啊。

I applaud the graduates today for taking a much more direct route to your degrees. For my part, I’m just happy that the Crimson has called me "Harvard’s most successful dropout." I guess that makes me valedictorian of my own special class … I did the best of everyone who failed.

我为在座的各位毕业生而鼓掌，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轻松多了。而我，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特殊的学生在此致辞——在所有的失败者中，我做得最好。

But I also want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guy who got Steve Ballmer to drop out of business school. I’m a bad influence. That’s why I was invited to speak at your graduation. If I had spoken at your orientation, fewer of you might be here today.

同时，我也想让大家也知道，我就是那个让史蒂夫

All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at one time or another, have seen human tragedies that broke our hearts, and yet we did nothing – not because we didn’t care, but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to do. If we had known how to help, we would have acted.

此刻身处校园的我们，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痛彻心扉，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要如何应对，我们将立即行动。

The barrier to change is not too little caring; it is too much complexity.

需要我们去消除的屏障，并非人类的冷漠无情，而是世界的纷繁复杂。

To turn caring into action, we need to see a problem, see a solution, and see the impact. But complexity blocks all three steps.

要把关心转为行动，我们需要发现问题，找到方法，评估后果。但是纷繁复杂的世界阻挡了我们的脚步，以上的三个步骤不能得以实施。

Eve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nd 24-hour news, it is still a complex enterprise to get people to truly see the problems. When an airplane crashes, officials immediately call a press conference. They promise to investigate, determine the cause, and prevent similar crashes in the future.

即使有了互联网的出现和全天候的新闻播报，要让人们发现问题的真实面貌，仍然是相当艰巨。如果有一架飞机坠毁，政府官员就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故。

But if the officials were brutally honest, they would say: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died today from preventable causes,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of them were on this plane. We’re determined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ook the lives of the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于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全世界死于可避免事故中的所有人，只有0.5%的人在这次飞机事故中罹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彻底调查这0.5%的死亡原因。”

The bigger problem is not the plane crash, but the millions of preventable deaths.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避免的死亡事件。

We don’t read much about these deaths. The media covers what’s new – and millions of people dying is nothing new. So it stays in the background, where it’s easier to ignore. But even when we do see it or read about it, it’s difficult to keep our eyes on the problem. It’s hard to look at suffering if the situation is so complex that we don’t know how to help. And so we look away.

对这些死亡事件，我们知之甚少。媒体总是报告新闻，但是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非新闻。新闻是在事件的幕后，这很容易被忽视。即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的真相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去关注这些事件。问题是如此之复杂，我们也束手无策，要直面这样的灾难就显得相当困难，所以我们就对此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If we can really see a problem, which is the first step, we come to the second step: cutting through the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就算我们真正能发现问题，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走出一条捷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Finding solutions is essential if we want to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If we have clear and proven answers anytime an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asks "How can I help?," then we can get action – and we can make sure that none of the caring in the world is wasted. But complexity makes it hard to mark a path of action for everyone who cares — and that makes it hard for their caring to matter.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旦我们有一个明确可行的方案，那么无论何时，当任何组织和个人来询问“我该怎么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采取行动。这样，我们就充分发挥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爱之情。但是，纷繁的世界使得我们很难找出一条适合每一位善者的行动方针，这样一来，人类对他人的关爱往往很难奏效。

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runs through four predictable stages: determine a goal, find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discover the ideal technology for that approach, and in the meantime, make the smartest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already have — whether it’s something sophisticated, like a drug, or something simpler, like a bednet.

要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走出一条捷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最理想的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这项技术是复杂如药物，还是简单如蚊帐。

The AIDS epidemic offers an example. The broad goal, of course, is to end the disease.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is prevention. The ideal technology would be a vaccine that gives lifetime immunity with a single dose. So governments, drug companies, and foundations fund vaccine research. But their work is likely to take more than a decade, so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to work with what we have in hand – and the best prevention approach we have now is getting people to avoid risky behavior.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其总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终生免疫。所以，政府、制药公司和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工作很可能需要十几年，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利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Pursuing that goal starts the four-step cycle again. This is the pattern. The crucial thing is to never stop thinking and working – and never do what we did with malaria and tuberculosis in the 20th century – which is to surrender to complexity and quit.

要实现让人们避免危险行为这一目标，上述四步依然适用，可以再次循环。这是一种模式。关键问题是，我们永远不要停止思考，永远不能停止行动，永远不能重蹈覆辙，犯下20世纪在应对疟疾和肺结核时的同样错误，那时我们臣服于这个复杂的社会，从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The final step – after seeing the problem and finding an approach – is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your work and share you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so that others learn from your efforts.

在发现问题并且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剩下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分享成败经验，这样就可以让你的努力去惠及他人。

You have to have the statistics, of course.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a program is vaccinating millions more children.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dying from these diseases. This is essential not just to improve the program, but also to help draw more investment from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正为几百万儿童接种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这种患病儿童的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关键，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而且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资助。

But if you want to inspi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you have to show more than numbers; you have to convey the human impact of the work – so people can feel what saving a life means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

但是，如果你还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就会让其他人感受到，拯救一个生命，对那些身处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I remember going to Davos some years back and sitting on a global health panel that was discussing ways to save millions of lives. Millions! Think of the thrill of saving just one person’s life – then multiply that by millions. … Yet this was the most boring panel I’ve ever been on – ever. So boring even I couldn’t bear it.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会议，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如何挽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何等激动，现在要把这种激动放大几百万倍……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会议，乏味到我不想再听下去。

What made that experience especially striking was that I had just come from an event where we were introducing version 13 of some piece of software, and we had people jumping and shouting with excitement. I love getting people excited about software – but why can’t we generate even more excitement for saving lives?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个版本，当时有些人激动得又蹦又叫。我喜欢人们因为软件而激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You can’t get people excited unless you can help them see and feel the impact. And how you do that – is a complex question.

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并且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让他们激动。如何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Still, I’m optimistic. Yes,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forever, but the new tools we have to cut through complexity have not been with us forever. They are new – they can help us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 and that’s why the future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对此，我依然乐观。没错，不平等现象一直存在，但是有一些新技术，能够带领我们走出世界的纷扰。这些新技术才刚刚出现，它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关爱发挥到极至，这就是未来之所以有别于过去的原因所在。

The defining and ongoing innovations of this age – biotechnology, the computer, the Internet – give us a chance we’ve never had before to end extreme poverty and end death from preventable disease.

当今世界，技术革新，不断涌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给我们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机会，以消除赤贫，根除一些疾病导致的无谓的死亡。

Sixty years ago, George Marshall came to this commencement and announced a plan to assist the nations of post-war Europe. He said: "I think one difficulty is that the problem is one of such enormous complexity that the very mass of facts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by press and radio make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for the man in the street to reach a clear appraisement of the situation.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at this distance to grasp at all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situation."

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项计划，帮助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他说：“我认为，困难在于这个问题太复杂，报纸和电台源源不断地向公众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百姓难于清晰地判断形势。事实上，经过层层传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势，是根本不可能的。”

Thirty years after Marshall made his address, as my class graduated without me, technology was emerging that would make the world smaller, more open, more visible, less distant.

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三十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那时，新技术刚刚开始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透明、距离更近。

The emergence of low-cost personal computers gave rise to a powerful network that has transformed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ng.

低成本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全新的机会。

The magical thing about this network is not just that it collapses distance and makes everyone your neighbor. It also dramatical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brilliant minds we can have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same problem – and that scales up the rate of innovation to a staggering degree.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在于它跨越了距离，使得天涯犹若比邻。它还汇聚了英才，为共同理想而一起奋斗——这就能促进革新，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At the same time, for every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has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five people don’t. That means many creative minds are left out of this discussion -- smart people with practical intelligence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who don’t have the technology to hone their talents or contribute their ideas to the world.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不能参与讨论——那些具有实践经验和相关经历的杰出人才，却没有办法磨砺他们的才智，发挥他们思想。

We need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have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because these advances are triggering a revolution in what human beings can do for one another. They are making it possible not just for national governments, but for universities, corporations, smaller organizations, and even individuals to see problems, see approaches, and measure the impact of their efforts to address the hunger, poverty, and desperation George Marshall spoke of 60 years ago.

我们需要尽力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掌握这一新技术，因为这些进步会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新技术不仅仅能够让政府，还能够让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发现问题、找到解决办法、评估他们努力的结果，从而去解决那些马歇尔早在六十年前就谈到过的所有问题——饥饿、贫穷和绝望。

Members of the Harvard Family: Here in the Yard is one of the great collections of intellectual talent in the world.

在座的所有哈佛人，你们都是全世界的精英，今天汇集在此。

What for?

我们为什么而来？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faculty, the alumni, the students, and the benefactors of Harvard have used their power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here and around the world. But can we do more? Can Harvard dedicate its intellect to improving the lives of people who will never even hear its name?

毫无疑问，哈佛的师生、哈佛的校友和哈佛的资助者已经尽力改善了在座各位的的生活，也改善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哈佛人能够将他们的才智奉献出来吗？哈佛人能够改善那些甚至没有闻“哈佛”之名的人们的生活吗？

Let me make a request of the deans and the professors –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here at Harvard: As you hire new faculty, award tenure, review curriculum, and determine degree requirements, please ask yourselves:

各位院长，各位教授，你们是哈佛知识分子的领袖，请允许我提出一个请求——当你们雇用新任教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全部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

Should our best minds be dedicated to solving our biggest problems?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最困难的问题？

Should Harvard encourage its faculty to take on the world’s worst inequities? Should Harvard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depth of global poverty … the prevalence of world hunger … the scarcity of clean water …the girls kept out of school … the children who die from diseases we can cure?

哈佛是否鼓励其教师去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哈佛的学生是否了解全球性的贫困？是否了解世界性的饥荒？是否了解水资源的缺乏？是否了解辍学的女童？是否了解那些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

Should the world’s most privileged people learn about the lives of the world’s least privileged?

那些养尊处优的人们，你们是否了解那些含辛茹苦的人民？

These are not rhetorical questions – you will answer with your policies.

我并不是在设问，请用你行动的方针来做答。

My mother, who was filled with pride the day I was admitted here – never stopped pressing me to do more for others. A few days before my wedding, she hosted a bridal event, at which she read aloud a letter about marriage that she had written to Melinda. My mother was very ill with cancer at the time, but she saw one more opportunity to deliver her message, and at the close of the letter she said: "From those to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expected."

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我母亲倍感自豪，但她一直敦促我，要为他人谋取更多的福祉。在我结婚典礼的前几天，她特意主持了一个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信，是写给梅林达的，关于婚姻方面的问题。那时，我母亲已经因癌症而病入膏肓，但她还是抓住了一线机会，传播她的信念。在信的结尾，她写道：“天赋于斯，大任在肩，得到越多，期望更大。”

When you consider what those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have been given – in talent, privilege, and opportunity – there is almost no limit to what the world has a right to expect from us.

在座各位，请想一想吧，你们得到了什么——天才、特权、机遇——既如此，全世界的人都在期望，期望我们做出无穷无尽的贡献。

In line with the promise of this age, I want to exhort each of the graduates here to take on an issue – a complex problem, a deep inequity, and become a specialist on it. If you make it the focus of your career, that would be phenomenal. But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to make an impact. For a few hours every week, you can use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Internet to get informed, find others with the same interests, see the barriers, and find ways to cut through them.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勉励各位毕业生去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去解决这种明显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然后把自己变成这方面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以此作为你职业的目标，你将脱颖而出。但是，你不可以仅仅为扩大影响而为。你可以一周花几个小时，从日益壮大的互联网上获得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之所在，找到解决困难的捷径。

Don’t let complexity stop you. Be activists. Take on the big inequities. It will be one of the great experiences of your lives.

不要让这个复杂的世界阻碍了你前进的脚步。做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就你生命历程中的最辉煌。

You graduates are coming of age in an amazing time. As you leave Harvard, you have technology that members of my class never had. You have awareness of global inequity, which we did not have. And with that awareness, you likely also have an informed conscience that will torment you if you abandon these people whose lives you could change with very little effort. You have more than we had; you must start sooner, and carry on longer.

诸位毕业生，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了我们那时未曾拥有的技术，你们认识到了我们那时未曾认识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既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你弃之不管，你可能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以改变那些人的生活。既然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就应该争朝夕，谋长远，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Knowing what you know, how could you not?

既知之，怎能无动于衷？

And I hope you will come back here to Harvard 30 years from now and reflect on what you have done with your talent and your energy. I hope you will judge yourselves not on your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s alone, but also on how well you have addressed the world’s deepest inequities … on how well you treated people a world away who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you but their humanity.

我希望，30年后，你们再到哈佛，回想你们用青春和才智换来的一切。我希望各位，在那个时候，你们不仅仅用自己专业成就来衡量自己；还要用你们如何为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的努力来衡量自己；还要用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的世人来衡量自己；他们与你们，或许无一点相似，但他们都是人类。

Good luck.

祝福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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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霸权不等于霸道中国不应盲目排斥霸权

莫纶。 — Sat, 11 Oct 2008 18:34:38 +0800

　　霸权与霸权主义、霸道行为不同，理性认识霸权(hegemony)，它包括三层涵义：支配、控制和领导。在中国学者眼中，“霸权”更多的是贬义词，这只看到其支配和控制的一面。霸权作为一种领导，而不是支配与控制时，它表明的是一种非对称性合作，而这在当今国际社会是广泛存在的；同时，霸权的控制和支配有悖于民主与平等的原则，但作为一种领导责任的霸权，是保持和促进国际政治经济稳定发展必不可少的。所以，问题的关键是，霸权具有多种涵义，不能一概而论，霸权与霸权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一种对外政策信条，霸权主义是西方国家在对外殖民过程中所形成的，其本质在于恃强凌弱、弱肉强食，无视国际关系基本的国家平等原则，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以自身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强加于人。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有悖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对外政策世界观。但是，中文语境中，霸权与霸权主义经常交替使用，因之在我们看来，霸权往往是实施霸权主义的“霸道”；建立在这种认识与逻辑上，我们必须在现实中反对霸权，同时建设一个没有霸权的21世纪。事实上，这种对霸权的认识偏差，往往忽视了作为一种管理者角色的一面，很容易对大国应该与如何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产生误解。

　　作为强权，美国在世界上起到的并非完全是消极作用，图为反法西斯战争中著名的美苏易北河会师场面。

　　霸权并不是完全消极的。自二战以来，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确实令人讨厌，而其天生的道德优越感，又是令其他民族所难以容忍的。但必须肯定的是，在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恢复与稳定当中，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首领，其积极作用不应抹杀。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国际规范塑造者的积极能动作用。规范塑造者或者是相关大国，或者是以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组织。

　　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我们对国际社会抱着一种进化论的态度，相信历史不是循环的，而是进步的－－人类可以避免恶性竞争乃至世界大战的厄运，我们很难说这种没有霸道的国际社会会自动生成。相反，这需要国际进步力量的努力，否则就可能成为一种道义口号。只有进步力量成为主动的先进规范塑造和传播者，才能建设一个美好的和谐世界。我们的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和霸道行为，不是简单否认霸权的作用和地位。所以，与盲目排斥霸权不同，正确的态度是追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霸权？▲（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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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及教训

莫纶。 — Sat, 11 Oct 2008 18:28:13 +0800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宣告了上世纪80年代末由“华盛顿共识”所确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破产。因此，对内我们要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带来的连锁风险，对外更要控制金融开放的业务范围和节奏，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传染

    ●发展虚拟经济必须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既可实现产业升级，又可有效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变质为泡沫经济。美国的教训还警示我们，在开发金融衍生产品的同时必须加强相应监管，避免过度开发，从而控制风险规模

    继“两房”被美国政府接管后，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百年老店美林证券也陷入破产危机，最终被美国银行收购。与此同时，美国其他著名金融机构如高盛、大摩、华盛顿互惠银行和国际集团等也都摇摇欲坠，美国次贷危机进入了全面深层次的大爆发阶段。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给了我们哪些警示？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马克思指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

    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大量实体制造业转移到拉美和东南亚，而把美国本土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等服务业中心；同时，在里根及其后续继任者的极力推动下，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西方国家迅速推行。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1933年颁布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取而代之的是“Gramm-Leach-Bliley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上世纪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一度迅速转化为Nasdaq网络泡沫的推动力量，网络概念股均被爆炒至上百甚至数百美元的离奇价格。2002年Nasdaq网络泡沫破灭，正式宣告美国虚拟经济进入了危机动荡期。美国原本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实现生产力的飞跃，但由于美国本土缺少实体制造经济，所以信息科学技术并没有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而成了虚拟资本投机的工具。

    网络泡沫破灭以后，总计将近10万亿美元的资本从Nasdaq股票市场夺路而逃，同时“9·11”后美联储大幅降息至二战以后最低水平1%，并维持这一利率长达1年之久，造成了超级低廉的信贷成本。逃离的网络资本利用廉价信贷，在金融杠杆作用下不断投机，随即制造了房地产泡沫。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根据美国财政部对美国次贷担保债务凭证(CDO)市场的统计：2005年CDO市场总值为1510亿美元，2006年为3100亿美元，2007年仅第一季度就达20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华尔街的精英们甚至发明出了CDO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新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以致面对次级贷引发的金融危机，连小布什总统都自嘲华尔街喝醉了，老是推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资工具。

    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宣告了上世纪80年代末由“华盛顿共识”所确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破产。美国金融危机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国内投行的证券业务、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和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一旦第一块骨牌倒下，就会不断出现逐级放大的连锁危机；第二，由于各国金融的不断开放，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所以此次金融危机上对全球的资本市场造成了强烈冲击。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了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最终将导致市场危机，金融自由化必须慎之又慎。因此对内我们要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带来的连锁风险，对外更要控制金融开放的业务范围和节奏，设置适当的“防火墙”，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传染。

    其次，发展虚拟经济必须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已经告诫我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Nasdaq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和其他一些重点城市正在全力以赴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即把大批制造业转移出本地，将腾出的空间作业态转换，重点发展金融、通信和设计研发等现代服务业。此刻，如何避免美国经济所走的弯路，避免经济过度虚拟化后形成泡沫经济，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课题。我们眼下正在探索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生产性服务业也称“2.5产业”，介于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之间，包括设计产业、创意产业、科技交流和科技服务等；它既是服务业，又和实体生产性经济紧密结合。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既可实现产业升级，又可有效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变质为泡沫经济。

    再次，必须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效率，但当风险足够大时，分散风险的链条也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美国的次贷风暴即很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当前我国正在鼓励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美国的教训警示我们，在开发金融衍生产品的同时必须加强相应监管，避免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开发，从而控制风险的规模。

来源:文汇报作者: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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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屉原理与电脑算命

莫纶。 — Sat, 04 Oct 2008 22:17:47 +0800

　　“电脑算命”看起来挺玄乎，只要你报出自己出生的年、月、日和性别，一按按键，屏幕上就会出现所谓性格、命运的句子，据说这就是你的“命”。

　　其实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电脑游戏而已。我们用数学上的抽屉原理很容易说明它的荒谬。

　　抽屉原理又称鸽笼原理或狄利克雷原理，它是数学中证明存在性的一种特殊方法。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把3个苹果按任意的方式放入两个抽屉中，那么一定有一个抽屉里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苹果。这是因为如果每一个抽屉里最多放有一个苹果，那么两个抽屉里最多只放有两个苹果。运用同样的推理可以得到：

　　原理1把多于n个的物体放到n个抽屉里，则至少有一个抽屉里有2个或2个以上的物体。

　　原理2把多于mn个的物体放到n个抽屉里，则至少有一个抽屉里有m+1个或多于m+l个的物体。

　　如果以70年计算，按出生的年、月、日、性别的不同组合数应为70×365×2＝51100，我们把它作为“抽屉”数。我国现有人口11亿，我们把它作为“物体”数。由于1.1×=21526×51100+21400，根据原理2，存在21526个以上的人，尽管他们的出身、经历、天资、机遇各不相同，但他们却具有完全相同的“命”，这真是荒谬绝伦！

　　在我国古代，早就有人懂得用抽屉原理来揭露生辰八字之谬。如清代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就写道：“余最不信星命推步之说，以为一时（注：指一个时辰，合两小时）生一人，一日生十二人，以岁计之则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注：指六十年）计之，止有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人而已，今只以一大郡计，其户口之数已不下数十万人（如咸丰十年杭州府一城八十万人），则举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亿万万人，则生时同者必不少矣。其间王公大人始生之时，必有庶民同时而生者，又何贵贱贫富之不同也？”在这里，一年按360日计算，一日又分为十二个时辰，得到的抽屉数为60×360×12＝259200。

　　所谓“电脑算命”不过是把人为编好的算命语句象中药柜那样事先分别一一存放在各自的柜子里，谁要算命，即根据出生的年月、日、性别的不同的组合按不同的编码机械地到电脑的各个“柜子”里取出所谓命运的句子。这种在古代迷信的亡灵上罩上现代科学光环的勾当，是对科学的亵渎。

　　摘自：《中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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